2014年10月28日下午1:00至3:00，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学术讨论会议在经济学院614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学术会议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如何重返繁荣”的精彩学术报告。

首先，华老师对于中国经济从1979到2003年由出口增长推动的新古典增长做了精彩的解读，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和外资潮带来了产能的提升，通过出口项下的自由贸易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加入WTO、货币贬值、固定汇率），解决了之前困扰的两缺口问题，即储蓄和外汇不足，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其次，华老师对于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贸易失衡问题从三方面做出分析：在需求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二元结构所决定，虽然农民占总人口比例从1979年的79%下降到现在的47%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由于在一国经济当中消费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工薪阶层，而我国的非工薪劳动（农民和自我雇佣人群）占比依然很高的情况下消费对GDP占比较低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在供给方面，基于我国参与全球贸易的分工结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再加制造业受到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构成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顺差的结构性因素；在制度层面，由于我国在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欧美发达国家在农业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在农业、服务业贸易自由化水准较低的情况下，贸易失衡当然无法依赖“再平衡”战略达到目的。

第三，关于贸易失衡的调节，华老师也提出了解决办法。结构性的贸易失衡理论上可以通过资产渠道和商品渠道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即资本项下的逆差（对外投资）和经常项目项下的贸易自由化（农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而通过价格调整（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平衡贸易顺差是不可取的，原因在于管理纸币本位下汇率是由世界货币发钞国所决定，所谓市场均衡汇率只是跟随美国的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做出的市场调整而已。同时华老师还对德国和日本面对贸易失衡的不同选择给出了具有警示性意义的解读。

第四，对于2003年之后的中国经济进展华老师也做出了犀利的点评：由于不恰当的解读中国消费占比低、贸易失衡等问题，中国选择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产业升级）和价格调整（汇率升值和人民币离岸）。在人口结构、收入水平和要素禀赋的约束下，结构调整导致总需求下降，造成产能过剩，生产性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从而导致潜在的经济增长下降；汇率升值带来产出效应下降，有管理的浮动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远期溢价长期存在，从而为国际资本套利提供机会，并导致广义货币增广效应；而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可供全世界购买的资产和商品，所以依赖人民币升值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可取。出口衰退之所以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原因在于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所以出口下降必然导致投资、收入、消费和总产出的下降。

最后，华老师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外部贸易环境恶化、人口红利枯竭、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一一做出批驳，并就中国如何重返繁荣之路给出了答案：短期来看，需要回归固定汇率制，发展美元离岸市场创造贬值空间，发挥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依赖出口振兴经济；中期来看，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对内建设制度性的市场经济，完善激励机制和价格系统，对外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进行贸易自由化改革；长期来看，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改革教育体制，提高人口质量，完善社会进化和制度创新。

报告结束后，孙立坚教授、干杏娣教授、丁纯教授、田素华教授、程大中教授、刘军梅副教授、郑辉副教授、陆寒寅副教授、蔡晓月副教授、罗长远副教授、王建副教授等就长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因素如东西方的教育体制差异、中西方文化差异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图1：华民教授正在做讲座报告

   图2：各教授在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