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国经济发展轨迹

与会学者在议题的框架内，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发表了精辟的观点：
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国经济制度变革的特点
　　戴炳燃教授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主要是以技术进步和信息革命为背景的，技术进步推动制度创新，但技术进步并不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力量。新经济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其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的急剧扩大，成为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性力量，而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趋势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和重要趋势。 同时，戴教授强调说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改进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促进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武汉大学周茂荣教授指出，主要发达国家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涉及的领域很多，研究要横向和纵向同时进行，并且要阐述各国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的国内背景和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背景。
　　浙江大学宋玉华教授指出，大国的界定，主要看其经济影响，可以从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两个范畴来考虑，并且研究的落脚点应该是中国，即要从对象国的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经验教训中找出对中国的启示。

2、美国经济发展的改革
　　甘当善教授指出高新科技使企业通过信息技术降低了成本，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美国金融制度改革主要表现在放松业务分工、区域限制，金融监管朝减少干预、促进竞争的方向发展；同时，从资本质量管理、风险控制、跨州标准、国际化监管及监管机构协调上强化监管力度。金融改革推动了银行兼并，降低了成本，并促进组织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与地位。此外，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变化都是促使新经济能在美国出现的原因。

3、日本式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改革
　　陈建安教授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由于受长期积累的制度及结构方面负效应的困扰，在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方面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二十一世纪日本经济能否再度腾飞，取决于其能否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并确定和建立二十一世纪的主导产业。

4、制度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作用
　　唐朱昌教授和刘军梅博士分别就对产权与金融制度变迁对俄罗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作用进行分析和评价，主要的观点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演进过程，它不能单单只通过人为的“加速运动”来实现；制度模式选择不能脱离国情追求最优选择，更不能矫枉过正，歧视国有经济；产权变迁不仅应该注重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和社会产权结构的变化，更应该关注产权的市场化；制度变迁需要政府管理制度的变迁。

5、联邦德国经济、社会制度变革及其影响
　　罗秀妹教授和丁纯教授就德国经济、社会政策改革的背景、改革思路、主要内容以及改革的前景做了深入分析，指出德国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改革主要是调整五大关系：调整国家与市场关系，“少一些国家、多一些市场”；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调整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金融领域对“股东文化”的提倡。这些改革的总体思路与方向正确，已有一些短期成果，但因改革涉及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制度框架，所有阻力很大，其经济表现明显改善尚待时日。

6、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发展模式：中国的选择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学系的潘英丽教授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内部的矛盾正在加剧，大规模失业与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短期通货膨胀与长期通货紧缩之间、绝对及相对贫困与生产过剩之间都出现了较大的矛盾，大量利用外资与大规模外汇资产并存、产业结构失衡，以及地区发展差距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潘教授指出中国要顺利地可持续地发展，一定要转换发展模式，提高国内分工水平，实现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加大基础教育投资，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加快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建设，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最后，华民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古典的视角尤其是制度经济学主张通过改革来实现增长，但由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这种增长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而索罗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内生增长会导致报酬递减，当技术创新枯竭时，增长就收敛。如今，可以说，世界上只有美国在进行创新，其他国家都在进行制度改革。最近，面对资源的枯竭问题，出现了循环经济模式。而中国面临如何实现共赢的选择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已不可能实现共赢，即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利益很难达到一致。目前，市场化远未实现，政府的执政能力就已经受到挑战；同时，城市化也远未实现，由于“三农”问题突出，不得不对农民问题采取扶持，但这种扶持却把农民工拉回了农村，拉缓了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