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日，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共同主办的《全球治理模式转型：金融、贸易与能源视角》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顺利开幕，会议邀请了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及国内相关领域近30位知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就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期间甚至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探讨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平台。

会议的讨论共分为3个单元。

第一单元为“金融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主持。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Kolesov教授从“货币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制度性老化的表现。同时指出，    应对危机的办法是   改变现存的全球治理模式，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建立一些新的机构，实行新的监管。要加强对银        行的监管，使银行恢复传统功能，支持实体经济，实行分业经营；要保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认为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的监管较弱，而且这种监管主要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各自为政，提供自己的产品，甚至出现金融超市的概念；服务脱离监管，公众对金融产品的投资完全根据评级机构的评价，而评级机构却又不负责任；2要对资本充足率重新审定，要对吸收存款有一定限度，对银行高管薪酬进行限制，提高对冲基金的透明度，对债券市场更改规则，对评级机构加强监管，提高会计、审计的透明度。除此之外，还需建立一些新的机构，比如在亚洲成个一个金融中心，亚洲国家加强合作，成立货币联盟。未来区域货币，应该朝着美、欧、亚金融中心的平衡发展。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则从“美国金融危机后的主要经济体货币扩张政策及通胀风险”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殷教授通过对全球经济刺激政策促进经济复苏的效果的考察，认为主要经济体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幅度降息政策，避免了一次大萧条。同时，通过对主要经济体历史数据的考查，指出大量的货币发行及市场流动性的充裕必然推高资产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货币供应（M1、M2）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系数几乎是惟一确定的，其数值在0.92-0.96之间波动。结论就是：一个超速的货币增长只改变商品的名义价值，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同时预测，2010年、甚至2011年，将是一个高的经济增长率和高的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年份。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经济控制教研室主任，Kolesov D.N副教授从“金砖四国的货币总量”角度发表了看法。认为为了减少汇率变动风险，应该使用一种人为的汇总货币（即一种货币篮子），这种汇总货币篮子中的货币应该由金砖四国货币决定，原因是这些国家相互依存度小、贸易额不大、而且产业结构互补，极具代表性，由它们组成的货币篮子汇率稳定，而不像特别提款权、欧元、美元、英镑那样相关性较高，因此由这些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不稳定。并通过数理模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李维森教授也就“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的合宜的政策选择”发表了尖锐的观点。

第二单元为“贸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由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Sutyrin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尹翔硕教授探讨了“新世纪中国的区域贸易协议战略”，分别从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特征、新的区域贸易协议的波动原因和中国的区域贸易协议战略选择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尹教授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贸易协议的总数量迅速增长，其中的双边贸易和跨区域贸易协议，南北区域贸易协议都增长迅速。在发达国家中，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在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经济体诸如新加坡，墨西哥等表现十分活跃。区域贸易协议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地复杂，在实现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之后，发达国家要求协议内容包括投资，竞争政策，政府购买甚至是劳动力和环境标准。认为WTO成员国之间实行多边谈判的困难，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小国寻求市场的保险是造成区域贸易协议发展波动的主要成因。WTO成员国的数量很多，彼此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造成多边谈判的实现十分困难。欧盟，美国，日本等都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不断地利用各种贸易协议来实现全球战略。大多数小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各种区域贸易协议主要是为了获得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在协议中，小国往往需要做出很多让步，比如说开放服务市场和直接投资等。尹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特殊状况。指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中国的长期发展才是贸易协议洽谈的主要目标，区域贸易协议战略必须与总体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外国的发展战略相一致。中国的主要经济自由贸易区目标应该是获取经济利益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我们应该集中在货物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包括服务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但不一定在协议中提出竞争政策，环境标准，甚至劳工标准。中国在选择区域贸易协定的合作伙伴时应该重点关注资源。在通过谈判与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时中国有市场优势。更具体地说，尹教授认为应优先考虑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以及澳大利亚的谈判。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Trofimenko O.副教授探讨了世贸组织框架下各国参与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国家利益的可能性。在回顾了WTO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之后，指出不仅仅只有WTO可以解决争端，世界银行集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都在争端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提供仲裁，调停，调解，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以及形成一个多边框架体系。参与国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诉讼成本，从其他双边问题的冲突中隔离出来，诉讼费用、搭便车、报复等都对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挑战。参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时间成本，语言沟通，仲裁的落实等问题，但同时也会加强能力建设，保护利益，提高威望，实现国内的贸易政策。在讨论最后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Trofimenko O.副教授提出了在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争端时必须至少有一个最不发达国家小组成员，并有权要求第二个最不发达国家小组成员，以确定是否行驶“适当克制”，充分考虑持反对意见的小组报告的意见，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成功申诉后可以采用集体报复等一系列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能够寻求跨越性报复的批准在不满足“不切实可行或有效的”测试的情况下，同时货币补偿也可作为一种替代的补救办法。发达国家应该提高争端解决的透明度，并建立常设小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唐朱昌教授则从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角度就“后危机时期中俄贸易发展战略的转型”进行谈论，指出中俄两国应该秉着务实的态度，认真分析两国贸易的利弊因素，切实地才却具体且有可操作性的措施来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第三“单元为能源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由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kolesov教授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庄起善教授共同主持。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Sutyrin Sergei 和Lomagin N.A.两位教授探讨了能源安全的国际概念，探索全球能源安全模式的同时指出了能源在世界经济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能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并认为全球化趋势下形成的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政治因素以及目前的金融危机都能影响能源安全概念。能源安全的重点在于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源安全会对经济，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环境产生影响。两位教授建议发达国家将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依靠灵活的市场和避免微观管理的诱惑，可以方便快速调整，减少长期的损害。净出口国应该加强战略市场的地位，把市场多元化，在发展和基础设施上投资，刺激本地消费，在生产链的所有阶段获取现代技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吴力波副教授探讨了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经济的通胀影响，通过实证研究的形式，建立模型，分析实证结果，并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中国的CPI指数的增长与美国等国家相比，对油价的高速增长并不显得十分敏感。认为CPI表现出对油价的不敏感性的原因是中国关于油价政策的扭曲导致的。中国目前在CPI指数构成成分的多方面都存在价格管制现象。价格的管制可以减少石油价格冲击对中国通胀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价格的管制对经济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认为应该减少价格管制，从而保证能源的安全利用。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Vorob’eva I.V.副教授从国际层面探讨了电力行业的市场营销，指出电力行业的市场营销是多维的，营销的方法包括关系营销，网络营销，绿色电力营销，社会和伦理营销以及标杆管理。国际营销主要决定是否进入国际市场，进入哪个国际市场，如何进入以及相关的营销方案。国际营销和国内营销的区别主要在于环境的不同以及国际市场上的不确定性。电力行业的市场营销需要从商业环境因素，即是自由化还是贸易保护主义，生产者和消费者三个层面进行考虑。绿色电力营销更强调借鉴和国际经济合作。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Liudmila V.P. 副教授从“能源安全层面探讨了俄罗斯和东北亚的能源市场”。认为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俄罗斯能源出口应该分散化，而不应该主要集中在欧洲，否则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东北亚各国的能源进口也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避免过于集中在中东地区。因此，俄罗斯和东北亚应该加强能源合作，并且实践也说明，通过最近几年的努力，双方在能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Efimova E.G. 副教授通过对丹麦的能源政策研究，提出“小国能源政策经验对于大国的适应性”这一命题。丹麦通过能源节约利用、开发新能源等方式，从一个能源进口国发展成为可以自给自足；但是Liudmila V.P. 副教授的结论是丹麦的做法不适合大国，因为，丹麦是小国，且国内企业几乎都是中小企业的商业模式，独特的地理位置、具体的农业设施等，使得丹麦的能源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不具有普遍适应性。

　　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Sherov V.G. 副教授则从“国际能源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全球及区域能源市场的研究以及区域一体化的趋势研究，区域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研究以及电力部门一体化的实例与问题研究，认为，区域能源合作/一体化发展程度最低的是天然气和电力；欧盟的经验：固定的物理网络可以与自由市场相融合；在解决国际能源合作的典型问题上。

　　会议在每个发言者阐述自己观点之后都设置了讨论环节，气氛是否热烈，通过答问环节，很多思想的火花进一步激发出来，使问题的探讨更加全面而深入。本次会议不仅使来自各国的学者充分交流了学术思想，也对政府政策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会议获得的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