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0月10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6期 “Export to Elude：Evidence from a Tax Enforcement Technology Adoption in China”顺利进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樊海潮副教授进行报告，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

　　樊海潮老师团队就以下问题进行研究：税收执行的加强，是否会引起企业从内销向外销转移。樊老师陈述，团队的研究动机出自对经典文献的延伸思考：经典文献都曾讨论过，政府能力越庞大的话，企业也会更加倾向出口。而在税收方面，税率提高、税收增多造成的政府可花费资本增加，使得该国的外部市场风险大大下降，推动企业出口行为（Rodrik，1998）。因此樊老师团队好奇，国内税务管理机制的强化，会否影响税率（文中表示为“有效税率”）？以及更高的国内税率会否促使企业倾向出口？

　　樊老师团队找到了2002年的“金税工程（Gloden Tax Project）”作为自然实验，利用工企数据库的企业微观层面数据（企业地理位置、出口量和金额、增值税缴纳额等），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金税工程”指在90年代，中国大部分税收票据是手写的而非电子联网，偏远地区等的企业缴税行为是很难被税收部门查证的。2002年整体实施联网开具电子发票，且政府之间可互通，企业税收变得透明化，偷税漏税也变得困难。“金税工程”在事实上形成了税收加强。

　　不过在樊老师团队的研究中，企业是存在异质性的——即有倾向内销和倾向外销的区别。而出口型企业则会比内销型企业多了一层出口退税的优惠，即便“金税工程”加强了税率的落实，但外销型企业也可以通过多出口少内销来获取更多的补贴，从而抵消税收负担。

　　此外，樊老师团队的研究也区分考虑了融资约束（credit constraint）是否存在的两种情况。现实中大部分企业还是会面临financial friction，当面对成本压力时，企业会出现资源的再分配——内销更多or外销更多？（假定出口商品需要经过进口国的严格质检，因此对生产成本要求更高，相比而言内销商品的生产成本更低）。

　　在模型与实证方面，文章采用了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企业要在权衡收入和成本的情况下，最大化效用。当内销型企业遭遇“金税工程”时，百分百的压力会转化到成本上；而外销型企业面对同样的情况，还能够通过出口退税消解压力，而且理论上还存在边际成本最优化的海外销量解。现实数据也显示，所有工商企业中有20%多是享受100%退税优惠的，而这一定是会对企业造成正向影响的。此外，该模型还考虑了 “距离”对有效税率的影响：一个企业离税收部门较远，在制度管理上，企业的“最优决策”可以说是尽可能地逃税；但“金税工程”使它们暴露在管理之下，可能让它们寻求其他的“躲避”方法。

　　文章给出了三个预测，且实证结果也同样证明了这些判断：

　　企业距离当地税收部门越远（欧几里得距离和崎岖度），逃税概率越大。“金税工程”的实施，大大增加了原本远离征税机关的企业的有效税率。

　　考虑到出口退税率，“金税工程”对企业的出口行为影响显著为正，且退税率越高，对出口的刺激越大。对于远离征税机关的企业，“金税工程”对内销的负面影响和外销的正面影响更大。

　　企业credit constraints的松紧程度，也会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约束越强，在税收内控加强下，更倾向出口。

　　需要注意的是，2002年的税务管理改革时逢中国进入WTO、享受制度优惠的初年，企业的进出口自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强刺激。因此在本研究中，也控制了“2002年所有关税变化*距离”这一类指标。

　　以上这一问题引发了与会老师们的热烈讨论，主要集中于2000年初税收征管体制的全面改革、对于“距离”和崎岖度的含义延伸、出口行为的代理与虚假贸易（海关数据和工企出口数据对不上）、该研究的现实贡献等等问题。陈建安、丁纯、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李志远、鞠高升、何喜有、刘军梅、唐东波、汪思海、刘宇等老师积极参与讨论，对樊老师团队的研究提出丰富的建议。

 

2.   10月17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7期“How globalization affect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frim? Evidence from China’s SOE reform”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系主任林发勤副教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林老师这篇工作论文所探讨的主题是开放经济对国企分权改革的影响。首先，林老师介绍了文章的背景和研究动机。Marin and Thierry (2003)与Guadalupe and Wulf (2009)提到，开放经济下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竞争加剧似乎更有利于分权管理的企业。在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践中，权利的下放是提高国企绩效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平均关税率也随开放而明显降低，因而国家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口号。基于此背景，本文对中国国有企业在2001年加入WTO后的关税大幅削减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却出乎意料：全球化反而阻碍了国企权利的下放，具体表现为，税率降低一个标准偏差点，约使国有企业分权的决策减少8.1%，这一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

　　为探究这一发现背后的依据，林老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针对国企改革，林老师提出了两点假设：（1）国企的民营化改革始于加入WTO之前，而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则对政府关于国企民营化/分权化的决策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2）民营化/分权化是政府唯一的改革决策，其他的改革形势不纳入研究范围。

　　基于这一假设，林老师回顾了过往的相关研究。贸易自由化通常会带来两类效应：更激烈的竞争和更易获取的技术信息。Acemoglu, Aghion, Lelarge, Van Reenen, and Zilibotti (2007)提出了信息效应，即可获取的公共信息增加可能更有利于集权化管理。如果信息效应强于竞争效应，那么贸易自由化就会阻碍企业的分权化管理。林老师接下来从国企的分权化、贸易自由化的利弊、国企改革等三方面对以往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

　　进一步的，林老师从理论回归至现实，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经验进行了回顾。1978-1996年，国有企业实施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等一轮改革，在此期间，国企产出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与此同时，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也逐渐下降。这样的现实迫使中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启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其中重要手段之一即为下放国有企业以提高效率。因此，许多国有企业在那时通过私有化、下放给下级政府等方式进行了分散与重组。中国的国有企业权力下放与西方私营企业的分权管理有着共同的特点：（1）接管国企的下级政府目标是追求高增长率与税收收入；（2）下级政府在权力下放后有了决策权，制定与国企经营相关的决策。

　　实证研究部分，林老师采用了DID模型。模型在企业层面控制了一些影响权利下放的时间变量（如企业的年限、规模），企业重要性（通过企业的增加值份额衡量）及税率，并纳入了对国有企业的估算补贴，以控制国家政策改革带来的混淆效应。在部门层面，模型采用了反映竞争程度的赫芬达尔指数（HHI Index），并控制了行业的国有资本份额。在国有企业的两种定义方式中，文章采用了依据企业注册资本国有份额的定义方法，并将企业划分为中央、省、市、县和县级以下五个等级。数据主要来源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年度调查（ASIF）、世界综合贸易方案（WITS）数据库、海关的交易数据等，共包含12439个国有企业样本。

　　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符合中国国企改革实践中“抓大放小”的原则，并有相当的显著性。即，规模越大的企业，国有化程度越高的企业，权利下放则越困难，这也与此前Huang et al. (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而竞争程度则对国企权利下放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也与理论相符。林老师接下来添加了政府期望效应的控制变量，并使用了Topalova (2010)的方法取代了内生项。基于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关税削减会增加国有企业的集权程度。此前Acemoglu et al. (2007)的研究模型中已说明，随着特定技术公开信息的增加，集中化发展的组织形式将是企业的首选。因此，贸易自由化的对国企改革的影响则取决于竞争效应与信息效应中哪一种占据主导地位。最后，基于对产业HHI指数的分析，林老师得出结论：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国企分权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背后的驱动力在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信息共享效应远大于竞争效应。

　　报告后，与会者对林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华民教授指出，本文的实证结果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事实相符，但解读中国经济“开放促改革”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清晰的机制分析。此外，可以进一步考虑将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相区分来进一步研究。干杏娣、田素华、沈国兵、罗长远、唐东波老师也针对林老师的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华民、干杏娣、田素华、沈国兵、罗长远、樊海潮、唐东波、潘宁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林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3.   10月24日下午13：30-15：00，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8期“什么样的国家会成为全球FDI中心？——基于经济复杂度的解释”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田素华教授主讲，由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

　　田老师首先从文章的选题背景切入。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积极利用外资（IFDI）到对外直接投资（OFDI）蓬勃发展，目前FDI的双向流动实现均衡。从FDI的流动来看，长期大规模单方向流入，会引起东道国经济过热、产能过剩；而大规模持续流出则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信心丧失和产业空心化等严重后果。本文研究的全球FDI中心，即是在全球FDI的双向流动中相对规模和持久性均名列前茅的国家，它们引领着全球投资规则。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田老师发现，FDI流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1）单独解释IFDI或OFDI发展的动因；（2）研究FDI流入和FDI流出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3）基于企业微观行为和国别宏观数据，研究IFDI和OFDI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国家面板数据为基础，试通过构建FDI流入与FDI流出均衡关系指数，使用经济复杂度刻画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

　　接下来，田老师将历史事实与数据相结合，向大家介绍了全球FDI中心的若干特征。基于UNCTAD近十年的相关数据，文章将经济体IFDI与OFDI流量排名与其所占权重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算法进行评分。数据反映出如下特征事实：（1）对外直接投资波动剧烈；（2）IFDI与OFDI都较集中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且OFDI比IFDI更加集中；（3）从区域结构上看，IFDI与OFDI主要集中于美欧等发达国家。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田老师通过经典理论来构建经济复杂度与双向FDI均衡发展的理论逻辑。（1）IDP理论：邓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球FDI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五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一国对外净投资先下降，继而开始围绕零水平上下波动，同时存在大规模、高效率的FDI流入和流出。（2）国家特定优势理论：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国际竞争优势，可以成为东道国区位优势被FDI利用，吸引FDI流入增加，同时也可以被母国企业内部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发展对外FDI，推动本国企业对外FDI发展。基于以上两点理论，田老师进而提出了文章研究的两个命题：（1）经济复杂度提升有助于价值链分工开展，促进双向直接投资均衡发展。（2）经济复杂度对双向FDI发展的影响同特定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优势有关。

　　在实证分析阶段，田老师测算了如下三项指标：（1）FDI_GL指标：借鉴G-L指数构建方法，用“双向FDL-GL指数”来刻画双向FDI发展态势。该指标接近1时，IFDI与OFDI发展越接近，表示该经济体双向FDI发展较为均衡。（2）经济复杂度：通过测算eci与pci指数，反映一个国家拥有产品的多样性值越大，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复杂度越高；反映一种产品被生产的普遍性越大，代表这种产品的复杂度越低。（3）Lall产业五类划分：按照Lall（2000）分类方法，将各个产品的pci按照出口额行业占比加权为行业复杂度，将出口产品按照行业复杂度细分为五大类，即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等技术产品与高技术产品。

　　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复杂度提高等同于其经济活动国际竞争力提高。一国经济复杂度提高既有利于该国为FDI进入提供区位优势，也有利于该国企业通过适当渠道将国家竞争优势内部化自身的全球竞争优势，推进该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此外，经济复杂度越高的国家，FDI流入与FDI流出之间的均衡发展关系越显著。

　　在详细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田老师针对我国当前发展水平，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理性认识我国OFDI超常规发展现象；（2）继续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经济战略；（3）中国需要坚持引进FDI与发展对外FDI齐头并进；（4）主动建设世界FDI中心和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全球治理。

　　李维森、干杏娣、丁纯、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何喜有、唐东波、郑辉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田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干杏娣老师提出国家经济增长前期将FDI的均衡发展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是否妥当，及经济复杂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完全一致的问题。田老师认为，经济发展前期还是应当以FDI的净流入目标为主，而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应该再追求均衡。文章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复杂程度相对高的国家经济增长较为持续，但不一定代表增速快。程大中老师指出，在FDI的流动中，投资结构也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建议在已有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行业结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4.   10月31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9期 “贸易自由化、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链”顺利进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章韬副教授进行报告，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实行45%的单边关税；同时，在产业政策上希望能够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主要针对有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此外，近期还有备受关注的“301”调查——意在保护技术密集型的知识产权。这对于支撑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中高端产业来说，无疑是存在负面影响的。

　　基于以上事实，又受两篇关于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外包情况的文章启发，章韬老师团队延伸思考了中美贸易关系问题，即：在美国单边贸易条款冲击（对进口中间品提高关税）的情况下，中国的美国企业会否面临成本变高的问题，企业是否会重新分配生产链在中国的布局的问题。

　　首先，根据统计数据可知：（1）出口增速下降、其中加工贸易增速显著放缓；（2）中国加工贸易可以分为外包（没有母公司的投资）和一体化（有母公司的投资）两类，两者对于跨国公司内部是互相替代的；（3）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存在根据美国产品周期滞后的周期，中国的外包产业发展的底端出现在2006年。不过此后，中国加工贸易增速反弹，且随着中国技术的进步，这种滞后越来越短。

　　而根据价值链贸易和企业层面一体化的已有文献来看，发现：（1）跨国公司倾向于上游外包，如原材料和零部件，但是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还是会保留在本部；（2）母国越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成本效应会使得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将上游行业直接外包，并不能够让制造业回流。

在实证部分，文章运用海关数据、WIOD、NBER-CES和Feenstra（2014）等，构建起不同跨国公司要素配置与再配置、生产关系和价值链调整的特征，从而能够使在模型中得到最优决策关系。文章假设模型前提：（1）生产者存在异质性，即生产率越高，越能决定外包和自产的分配比例；（2）消费者倾向更多的生产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消费品；（3）跨国公司存在充分动机去增加利润，但同时又面对关税成本和改变生产决策的投入成本，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均衡解。文章将26个行业划分为上、中、下游三部分，将跨国公司的外包贸易定位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区分为炼焦及石油业等原材料、各类制造业等中间品、再到食品纺织计算机等最终品。

　　在完成以上准备后，本文构建基准估计模型：outshareijct =β0 + β1tariffict + β2TPLjt + β3tariffict • TPLjt + αXjt +λct+误差项。其中，outshareijct指t年份j产业中出口到c国的i产品占比；Tariffict 指从中国进口的i产品对应的税费，tariffict = ln(tariff + 1)，且滞后两年；TPLjt 指相对产业链上的位置（以增加值计算）；Xjt 是一组对行业的年份控制变量，包括母国企业投资密集度、行业平均生产率和出口离散度等；λct 是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文章通过实证结果发现：（1）当对不存在关税的基准模型进行检验时，TPL越处于上游（原材料、零部件等），跨国公司对这部分生产越倾向于外包，这是由于上游产业的低利润空间所决定的；（2）加入美国关税提高的外生变量（如WTO、最惠国关税），仍存在显著的外包效应，而且对上游和下游产业都作用明显；（3）这是由于：干脆在海外生产完毕再进口回母国，只征收一次税，且税基较低；而分批次进口中间品回国，税收负担就会过重。

　　章韬老师对本文的报道激发了在座师生的热烈讨论。罗长远老师指出：在中国吸收FDI中，来自美国的外资其实很少，仅占5%不到，且占比持续下降，因此拿美国作为引子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何喜有老师指出：本模型只区分了三个产业位置、没有区分不同细分产业，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变动是不一样的，需要区分加以控制，不能笼统地讨论。同样的，在座学生也建议：在模型中计算outshare时，并没有区分贸易流是来自哪个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否以后可以对此加深细化。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何喜有、唐东波、汪思海等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5.   11月7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0期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积累”顺利进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宋弘博士进行报告，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首先，宋弘博士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劳动经济学，本文与国际贸易方向的Li Jie博士合作完成，正是此次研究打开了她个人在交叉题材上的兴趣。本文的目的是想研究贸易为什么且如何影响人力资本。预设的影响途径有：1）机会成本途径：例如，贸易自由化带来低技能产业的扩张，孩子如果去读高中而不是直接就业，就会造成机会成本，因此在此影响途径下，人力资本被自由贸易所拖累；2）高教育高回报：如字面所示，即越高的教育水平在未来带来的报酬越高。这两种影响是互相抵消的，而各国学者都曾对此话题进行过研究。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会减少长期人力资本的积累。不过，以上研究都主要关注贸易自由化在当期人力资本上的影响，很少关注长期结果，例如教育水平、工资、非认知特征和代际结果。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关注。

　　接着，宋弘博士介绍了本研究的数据指标和模型设定。研究团队利用工企和海关数据库构造贸易指标，用2014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构造劳动力方面的指标。基于行业的、受贸易冲击的指标：先对每一个产业加权得到地区差异化的关税水平，再对每一个地级市产业加权的关税壁垒。时间跨度为1990~2010年，若关税越低则视作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方面的指标，包括：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表现、非认知性特征（比如自我定位的社会地位、社交能力和是否抽烟等）、以及代际间特征（比如子女出生体重是否过轻、子女一岁前健康状况等）。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关注的都是调查者在初中毕业时（多集中在16岁）受到的贸易自由化冲击，因为只有16岁时才有继续读高中或进入低技能产业工作的选择权，同时也是国内法定用工年龄。

　　在处理调查样本、构建模型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若2014年CFPS调查的个体为30岁，则需要倒推到他/她16岁（1998年）时，所居住城市的关税水平。此外，要控制不受birth-cohort影响的城市层面固定效应、不受个体影响的birth-cohort的群体固定效应（其实是一种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是否加入WTO前还是后的虚拟时间变量。

　　为了解释其他学者对于“16岁”这一时间节点的疑惑，宋老师解释道：每个人在不同年龄受到贸易冲击是不一样的，其中16岁符合合法就业、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的自然发展。而且，在后续的稳健性检验中，“16岁时受到的关税影响”比“17岁”、“18岁”都要表现得更好。因此选择这个观察节点。

　　第三部分，宋老师介绍了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并给出结论。入学率方面：贸易自由化使得上高中的人数减少了9%。就业率方面：短期来说，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就业机会，但长期来说，早就业的人受教育水平低，在后期容易失业。因此加总来看，长期的就业情况方面不存在显著受影响。收入方面：短期来说，同上；但长期来说，工作经验的积累不敌教育水平下降，总体收入水平减少29%。非识别性特征方面：贸易自由化会显著降低个人的自我认知与评判。代际方面：贸易自由化会显著提高被调查者孩子的low-birth-weight（低于2.5kg）的可能性，其中一种解释为：早早在外打工的低学历父母容易疏忽哺乳期的营养补充和孩子出生后的喂养照料。

总结来说，本文就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进行研究，且研究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会降低一个国家长期的教育资本积累。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为；过去文献集中关注当前影响和受教育影响，而本文延伸关注长期影响和多方面的人力资本。在此基础上，宋老师提出了开展后续职业教育、上岗再培训等政策建议。

　　本文的话题引起了在场老师们的积极讨论。模型构建方面，樊海潮老师提出：出口的关税变化其实不会很大（本研究数据显示20年仅平均变化3.73%），有时候贸易冲击更表现在配额等方面，因此要全面考虑外生冲击的来源。除了出口税率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逐步降低，中国进口税率在期间的变化更大，是否可以研究人力资本的显著影响是否由进口税率影响的呢？罗长远老师还对“进口税率”影响途径给出解释，比如“进口中间品是为了增加出口”等。描述性统计方面，樊海潮老师提出建议：如模型书写疏漏、模型设定特征与文献背景契合度。实证检验方面，罗长远老师就稳健性检验的系数结果求证，李志远老师同样提出疑问：17、18岁之后人群的attend high school的系数应该比16岁时更小，因为前者已经错过了高中入学时点。回归结果方面，李志远老师提出：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用是“负的”，这可能和常识是违背的。但罗长远老师认为：高教育人群会进入服务业（非贸易品），贸易品行业多是中低教育水品的人群，因此这个故事还是说得通的。不过可以考虑对本文的样本区分行业、继续研究。

　　干杏娣、丁纯、程大中、沈国兵、樊海潮、李志远、唐东波、何喜有、汪思海等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宋老师与大家互动频繁，讨论热烈。

 

6.   11月14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1期“Firm Expectations an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hina-Japan Island Dispute”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日本知名研究机构RIETI（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张红咏研究员主讲，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张红咏老师这篇报告所聚焦的问题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对日本企业在华销售预期与实际投资的影响。报告首先从问题的研究动因切入。中日就钓鱼岛主权问题而产生的争端，在供给与需求端引起了外部冲击。而企业的决策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供给状况的预期，因此，这一争端将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直观的影响。本文旨在为企业面对外生冲击的即时预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提供可借鉴的分析。

　　通过对于过往文献的回顾，张老师指出，以往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聚焦于宏观经济或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消极作用。而近期的研究则从企业层面出发，分析了经济政策对企业预期的影响，如加入TPP对于投资的影响等。本文则创新性地提出，外生冲击对于实际销售和预期销售的影响有所不同，主要在于短期的外生冲击对于企业中、长期经济活动的持续悲观的预期（如企业投资）影响显著，即本文中钓鱼岛地缘冲突对日本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影响。

　　观察并对比日本跨国企业销售数据与销售预期值，张老师有以下发现：首先，钓鱼岛主权争端对在华投资企业的实际销售状况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影响期比较短暂，并在两年内回暖。但从投资数据来看，虽然自争端起经历了显著下滑，但到2014年为止都没有显示出任何恢复的迹象。而日本在华企业在危机后对于中国市场的预期变得愈发悲观，表现为对于销售的显著低估。基于这些事实，张老师认为预期外的偶然冲击对于企业的实际销售仅有短期的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外部冲击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预期，从而进一步对实际销售造成影响。

　　在实证分析阶段，张老师主要使用了海外商业活动基本调查中2007-2014年日本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经济活动的面板数据，并将2012年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升级作为的外生冲击。文章首先定义了预期偏差的测算方法，即下一年的实际销售额与当年对下一年销售额的预期值偏离的百分比。一方面，文章使用DID的实证方法，通过对比日本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子公司与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投资的子公司的经营状况，来分析突发的地缘危机对企业销售预期与实际销售额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具体分析这种预期驱动机制的作用，衡量市场悲观情绪对投资的负效应，张老师基于一系列附加假定，将钓鱼岛冲突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对企业预期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大小进行测算。

　　基于一系列计量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与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在2012年10月进行民间调查结果基本相符。在控制变量后，销售数据仅在冲突情绪高涨的2012年明显下滑，而投资却持续低迷。而企业2013年预期偏差相对2012年显著扩大，显示企业对中国市场悲观情绪难以消减。在此基础上，张老师进一步假设企业的投资决策取决于生产率、投资年限、现有资本等条件，并最终发现，在这一系列因素中，钓鱼岛冲突仅通过影响企业预期对企业投资行为造成影响。

　　本文最终得到的结论为，预期外的短期冲击将导致企业决策者预期的波动，从而对经济决策进行调整；而在钓鱼岛争端后，日本企业对于销售额的低估对其在华的投资额带来了显著负效应。张老师表示，未来将对于钓鱼岛争端对日本在华企业的其他经济活动、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预期驱动机制的理论与实证进行进一步研究。

　　华民、干杏娣、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唐东波、何喜有、李志远、樊海潮、汪思海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张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沈国兵老师提出，实证分析中对于实际投资与投资预期的因果关系解读有所不足，需要进一步解释两个变量的交互影响机制。华民老师认为，应该通过工具变量将信心与投资额区分开来，加强文章的解释性。此外，华民老师指出，不妨尝试从中国消费者抵制日货的福利变化角度进行相关研究，从而提出对于我国的政策有价值的建议。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7.   11月21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2期“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顺利进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毛其淋副教授进行报告，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首先，毛其淋副教授介绍了研究背景，并提出两大问题：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在近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贸易自由化是否推动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其可能的影响渠道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其淋副教授先使用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在微观层面测算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再通过理论模型探讨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机制，最后采用微观数据检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在实证检验前，毛其淋副教授介绍了本研究的两个假说。假说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假说2：贸易自由化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研发创新渠道，促进企业出口DVAR提升。成本加成渠道的具体路径为：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使本国进口高质量与多样化的中间品，从而最终品质量提高，进而价格提高，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带来可竞争效应和中间品种类增加，从而企业的生产率提升，进而成本下降，价格提升和成本下降带来了成本加成。研发创新渠道的具体路径为：通过1）进口竞争加剧，2）进口中间品成本下降、利润上升，3）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提升等种三方式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使国内企业的生产范围扩大，进而国内中间品种类提升，最后企业出口DVAR提升。

　　实证检验部分，毛其淋副教授介绍了企业出口DVAR和贸易自由化这两个核心指标测度方法、数据来源以及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且中间品关税减免对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作用大于最终品关税减免。

　　随后，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毛其淋副教授还采用了Heckman两步法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用滞后一期关税解决内生性问题，用企业层面的关税数据代替行业层面数据，更换企业出口DVAR的计算方法，处理零值样本，区分贸易方式进行分组回归等多种方式，均得到了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企业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结论，且贸易自由化对纯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最大，混合贸易企业次之，而纯加工贸易企业最小。

　　在介绍完文章的核心结论之后，毛其淋副教授进一步介绍了影响渠道的分析过程。研究先选择企业成本加成（MKP）和研发创新（INO）作为中介变量，对影响渠道进行检验，再分别采用Sobel和Freedman两种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成本加成提升和研发创新增加是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出口DVAR的两个可能渠道。此外，毛其淋副教授还将研究扩展到了中观层面，探究了贸易自由化与行业出口DVAR变动的关系，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行业总体的出口DVAR，并且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出口DVAR增长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内容详实，技术丰富，引发了与会师生的热烈讨论。针对分组标准而言，程大中老师认为，企业的所有制对于企业DVAR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目前的回归结果来看，可能被企业固定效应吸收了，建议分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做分组回归。对估计结果而言，罗长远老师询问了估计系数的经济含义，即“关税下降10%，国内DVAR上升5.5%”。对最后一部分“行业总体出口DVAR的动态效应”，毛老师解释道：所选样本企业都是相对持续生产的，与生产率研究类似，退出行业的其实都是低生产率企业。

　　干杏娣、丁纯、程大中、范剑勇、沈国兵、罗长远、刘军梅、樊海潮、唐东波、段白鸽、陈琳等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并与毛老师有深入的互动。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结束。

 

8.   2017年11月28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3期“国家质量声誉和出口”，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朱林可主讲，由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

　　朱林可老师这篇文章所探讨的主题是国家的质量声誉对该国出口的影响，文章的作者为叶迪与朱林可。首先，朱老师介绍了问题的研究动因。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是国际贸易中的普遍现象，因此，贸易中介在促成交易与缓解信息不对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品牌效应、ISO9000质量认证也成为衡量产品品质的重要依据。此外，“德国制造”、“中国制造”等象征一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标签，也反映国家质量声誉可能影响购买者对于产品质量的判断。基于此背景，朱老师提出假设：国家质量声誉会影响一国的出口，使其偏向于出口质量信息不对称更严重的产品。

　　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国际贸易领域关于出口质量的文献可以主要归纳为比较优势的来源、信息不对称与贸易、国家质量声誉与贸易、关于原产地效应的营销学研究等四个方向。其中，Akerlof（1970）提出，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购买者将以平均质量的预期代替对个体质量的判断。朱老师将这一结论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进一步提出，“国家质量声誉”反映了购买者对该国平均质量的预期。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创新性地提出，不同的产品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所差异，而高的“国家质量声誉”对出口的作用体现在需求与供给两个角度，一方面会提高对本国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产品的相对需求，另一方面，降低本国出口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产品的相对成本。

　　在实证检验前，朱老师介绍了本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变量的度量方法。Cage和Rouzet（2015）提出，购买者的信念是基于自身的购买经验或其他购买者的口碑形成的，在均衡时，购买者对平均质量的信念与实际的平均质量相等。因此，文章采用Feenstra和Romalis（2014）估计的国家质量指数作为出口国平均质量的度量。此外，文章借鉴了Tang 和 Zhang（2014）的研究方法，采用广告占营业额的比重度量产品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采用Nelson（1970）经验品与搜索品的商品分类标准作为稳健性检验中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度量指标。

　　实证检验阶段，朱老师构建了一国出口产品的总价值关于该产品信息不对称程度与该国当年出口产品质量指数的OLS回归模型，控制了可能与国家质量相关的因素，并额外计算了不包含中国的样本情况。基于一系列计量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本文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国家质量声誉比较优势的确存在，且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程度与文献中关注的其他比较优势同样重要。（2）对于中国而言，本文的启示是，在转变产业结构、提升产品技术水平的同时，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是提升我国出口结构的必要举措。

　　最后，朱老师表示，当前的报告还仅是初步的研究结果，下一步的研究或将基于DID模型，探讨中国毒奶粉事件对于中国国家声誉的变化的影响。此外之后仍期待在国家质量声誉的角度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朱老师的研究角度新颖，引发了与会师生的热烈讨论。沈国兵老师指出，国家质量声誉的度量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指标，如代表一国法制透明度的国家透明度指数等，可以尝试从制度质量的角度选择其他的指标进行辅助。唐东波老师提出，文章借鉴了使用出口国平均质量衡量国家质量声誉的方法，但作为文章的重要变量，出口国平均质量的具体测算方法在文中可以有更清晰的解释。华民老师提出，国家声誉质量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存量，基于以往的长期数据，很难有显著变化。但以韩国的三星品牌为例，国家声誉的提升却可以诞生于新的领域，在增量可以有显著影响。因此，文章不妨对国家声誉质量的具体机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改变国家声誉究竟应靠技术赶超还是对于新领域的探索等，也许可以对许多现实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做出较好的解释。

　　华民教授、陈建安教授、孙立坚教授、程大中教授、范剑勇教授、沈国兵教授、何喜有副教授、刘军梅副教授、唐东波副教授、李志远副教授、樊海潮副教授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朱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9.   2017年12月5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4期“Oil Shocks, External Adjustment and Country Portfolio”顺利进行。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盛柳刚助理教授主讲，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本研究延续了盛老师此前一篇文章“News Shocks in Ope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Giant Oil Discoveries”的研究框架。后者研究了当全球性的重大石油气发现会增加未来产出时，这一“新闻冲击”（news shock）对于开放经济体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新闻宣布到实际投入开采，之间需要约4~6年时间。而在此前后，对于两部门开放小国而言，其资源品供应的增加会大大刺激经常账户顺差的减少（刺激进口）和储蓄率的降低，人们首先开始提前“消费”，然后再回归均衡。而投资则倾向稳健增长、并不会受新闻的冲击；一个GDP的改善会出现在五年之后；就业率微弱下降后保持平稳。

　　本研究在一个新主题——“石油新储的发现如何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帐户的动态演化”上，延续此前的研究框架，通过两种不同时效的渠道——未来的产量增加和即时的价格下降，作用在经常账户实际变动（绝对数量）和估值效应（相对价格）两方面，来探讨外部环境调整对于一国跨期选择的影响，以及一国资产组合动态调整的影响。

　　关于新增资产影响主体金融决策的途径，盛老师给出一个实际的案例帮助理解：当一个企业欠下债务，如果其所持有资产增值超过负债成本，则可以维持这笔负债不还并以持续收益覆盖每一期的利息。而像美国这种主体，之所以在页岩油开采业发展前，能够长期进口原油和汽油、透支财政，就是因为它在全球投资的未来回报率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据估算：一个油田新储的净现值相当于9%的GDP。在未来现金流可期的基础上，这会刺激美国近期的举债行为和使用FDI，从而减少ΔNFA（净海外负债增加），而现时的石油价格下跌引起的相对收入提高，则会同时增加现时的NFA（持有固定回报资产）。即Valuation effect=ΔNFA-CA。

　　在过去，学者们研究BOP国际收支平衡多关注经常账户，现在也逐渐讨论起金融账户了，并逐渐成为研究开放经济体动态平衡的重要方面。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采用了1960-2012年间180个国家的数据，并构造10年滞后项，适合oil news shock的特征。而模型构造如下：

　　与预设相符，回归结果显示：（1）在发现新油田后，ΔNFA/GDP和CA/GDP在前五年会先下滑后大幅上升，而油价引起的revenue shock则使得ΔNFA/GDP和CA/GDP都在第一时间有所上涨；（2）新油田的发现，会立即吸引大量FDI流入，但出于对风险的控制，收入效应改善的国家在持有海外固定收益投资方面的配置会大大加强，并有可能采用套期保值的方法规避未来价格波动的风险。

　　稳健性检验方面：（1）由于全球石油储备和生产是不均衡的，OPEC国家和俄罗斯等产油国并不适用该模型的“小国开放、价格接受”的假设，可能会产生内生性。因此去掉top10生产国和消费国后再进行回购，结果依然稳健；（2）需剔除掉过去十年中发现过新油田的样本，因为这容易让人预期到此处很有可能有新的储量，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讨论环节，朱智豪老师提问：一个石油矿产的所有权是国有还是私人的，这有影响吗? 盛老师答：数据太过复杂，而且实际上除了美国以外，大部分国家的石油是国有为主。李志远老师提问：把top 10国家仍然覆盖进来，是否可以观察到类似结果？是否更加支持了结果？盛老师答：该问题更适合针对“小国开放”，不然容易被认为价格操纵的内生性。沈国兵老师提问：近十年的金融衍生工具更发达了，所以可不可以分时间段考虑？盛老师答：可以考虑分两类国家，即金融开放型和金融封闭型两类国家。

　　华民教授、陈建安教授、干杏娣教授、孙立坚教授、朱智豪教授、丁纯教授、程大中教授、范剑勇教授、沈国兵教授、李志远副教授、樊海潮副教授、何喜有副教授、刘军梅副教授、唐东波副教授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盛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10.   2017年12月12日下午14：00-15：3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5期“Measuring Ambiguity Attitudes for All (Natural) Events”，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黄振兴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黄振兴老师的研究领域包括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本次报告的主题则是基于实验来测量自然事件下人们对于模糊性的态度。报告开篇，黄老师首先对“模糊性”这一概念做出了简要解释。1961年，Danial Ellsberg在其著作《Risk, Ambiguity and Decision》中详细区分了风险与模糊性的概念：风险是指事件中的不确定性有明确的概率，而模糊性则表示事件的不确定性无法通过明确的概率来描述。

　　在对模糊性的概念进一步的阐释中，黄老师引入了一个直观的例子：若有A、B两个罐子，每个罐子中装有十个球，A罐子中球的颜色为五蓝五红，而B罐子中红色球与蓝色球的数量则不确定。如果给定一场赌博，可以在两个罐子中选择其一并从中随机抽取一个球，赌该球的颜色是蓝色还是红色，显然人们选择颜色的偏好对于两个罐子而言都没有区别，反映了主观信念的一致。而两个罐子的区别主要在于，A罐子两种颜色的概率是确定的，B则不是。如果人们倾向于选择A罐子进行赌博，表明在主观信念一致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去赌那些有明确概率的事件——这种行为被称为模糊性厌恶，反之则称为模糊性偏好。

　　接着，黄老师联系实际说明模糊性概念的重要性。例如，去赌场赌Black Jack等具有确定性规则的游戏，显然意味着确定性概率的收益或损失。若上升到复杂程度更高的投资，则需要根据一些模型来帮助做出判断。而如果涉及到更复杂的事件，如爱情或婚姻，这些决策则几乎没有确定的模型。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决策包含了确定性概率的不确定性事件与不确定性概率的不确定性事件，因此，研究在模糊性的状态下做决策的决策模式对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意义。

　　然而仅通过在两个事件中做出的选择并不能代表对模糊性的态度，因为决策也可能取决于主观信念的不同。所以能否较好的控制主观信念，决定了实验能否准确地反映模糊性态度。大多数对于模糊性的测量使用的主要是人工事件，即通过人为制造一种对称性诱导出主观概率，由此测出对模糊性的偏好或是厌恶。但Camerer & Weber等研究者都强调在模糊性测量中应使用自然事件，并在实验中控制主观信念。但当前使用的控制方法也表现出明显的缺点，如反映的并非显示性偏好、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过程复杂，以及对于效用的设定本身造成了很大限制等。因此，使用自然事件进行模糊性态度测试的研究始终停滞不前。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黄老师的提出的基于自然事件的模糊性态度测试方法则较好地弥补了这种空缺。

　　接下来，黄老师通过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他提出的测试方法的思路，其主要策略在于运用群体数据来控制主观信念。首先，黄老师引入了实验中所使用的重要概念“匹配概率”，定义为当理性测试者在确定性概率的赌博与不确定性概率的赌博中进行选择时，其选择改变的转换点所对应的概率，意味着在这一概率下选择两种赌博没有差别。若应用于现实生活，这一概率显然反映了人们对于投资选择的偏好。然而，匹配概率不仅包含模糊性偏好，还受主观信念差异的影响，因此，实验中的做法是，通过假设两个主观概率之和为1的互斥事件，将自然事件切割成两部分（如事件A：上海明天的气温大于5摄氏度，与事件B：上海明天的气温小于或等于5摄氏度），并由此得到两个事件的匹配概率之和。若该值大于1，则反映受试者偏好模糊性；若小于1，则厌恶模糊性；等于1，则受试者对模糊性的态度为中性。在实践中，黄老师使用了阿姆斯特丹指数的变化这一自然事件，并将该事件切割为3个部分（涨幅高于2%，跌幅低于3%，或变化幅度在-3%至2%之间），且引入了复合事件概率，以尽量减少偏差。

　　基于以上实验思路，黄老师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定义了模糊性厌恶指数，该指数反映了受试者对总体模糊性的厌恶程度。但许多实证分析发现，人们对模糊性的态度除了基本趋势之外，也取决于主观概率的大小，即对模糊性的厌恶程度随着概率的放大而有所增加。研究者将此定义为“对可能性的不敏感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敏感度与一个人的思维力、思维水平相关，表现出一个人能够明确区分不同可能性的能力。如果区分力低，即不敏感度很高，那么测试者很可能直接将实验中的概率判断为50%。而区分力高，则不敏感度很低，如基金投资经理，就需要这种敏锐捕捉市场投资概率的能力。

　　通过预测试对受试者理解题意进行训练后，在给定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模糊性态度测量的实验，黄老师最终得到的结论为：时间压力不会影响人们总体的模糊性态度，但时间压力对受试者对可能性的敏感度影响则非常明显，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不敏感度会变高，受试者倾向于认为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是50%。该结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体现为，交易员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与时间充裕时的决策相反。

　　最后，黄老师介绍了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未来可能的延伸方向，主要希望在控制实验时间的情况下，尽力提高实验的有效性和精确性，并分享了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

　　报告后，在座老师纷纷表示黄老师的研究立意新颖，且具有广泛应用的现实意义。樊潇彦老师提出，在匹配的概率的确定中，改变确定性概率的分布频率是否会造成测量结果的显著差异。黄老师表示，目前的研究中证实了这种测试方法的可行性，改变概率分布频率进行精确度的比较分析仍在下一步尚待实践的研究计划中。葛劲峰老师指出，一方面，受试者对实验概率进行判断的思维过程也是一种成本，需要在实验中加以考虑；另外，对自然事件进行划分时可能存在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过小的极端情况，且此处的极端难以清晰地界定，或许会对实验结果造成一定影响。黄老师表示，目前的结论是，不是太极端的情况下影响都不大，但在此问题上仍将有进一步地探讨。

　　陈建安教授、干杏娣教授、田素华教授、程大中教授、沈国兵教授、樊海潮副教授、李婷博士、葛劲峰博士、樊潇彦博士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黄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1. 程大中：《中国工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经济绩效》，专著，人民出版社（待出）。

2. 沈国兵著：《中美贸易再平衡：美元弱势调整与中国显性比较优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3.  Chun Ding，《Deeping the EU-China Partnership in An Unstable World》，编著者（排名第二），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时间：2017年11月15日。

 

1. 程大中、姜彬、魏如青：《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自贸区发展：内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导刊》2017年第7期，第9-19页。

2. 丁纯：《“多速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欧洲研究》2017年第4期。

3. 丁纯：《欧盟当前的困境及其体制根源和发展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4. 沈国兵、黄铄珺：《汇率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品出口技术结构》，《世界经济》2017年第11期，第95-119页。

5. 沈国兵、于欢：《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会促进其技术创新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6. 胡小文、周端明、沈国兵：《“世界经济新格局、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会议综述》，《世界经济文汇》2017年第5期。

7. 沈国兵：《美国“301条款”调查与中国对美贸易应诉举措》，《世界经济情况》2017年第8期。

8. 沈国兵：《一带一路倡议下广西边贸口岸调查研究及建议》，《世界经济情况》2017年第9期。

9. 唐朱昌：《国际反洗钱机制规制的俘获趋势及其中国的对策》，载汪毓玮主编：《2016年恐怖主义威胁与有关问题》，台湾中华国土安全研究协会出版社，2017年版。

10. 唐朱昌：《略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的投资风险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研究成果采纳，2017年12月。

11. Angus C. Chu, Guobing Shen and Xun Zhang (2017), “Impor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Innovation in China”,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Working Paper,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econd draft, in Oct. 2017.

12. Xiaolan Fu, Guobing Shen and Shuojun Huang (2017), “Competition, Openness and Enterprises’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Ownership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Working Paper, Fudan University, Nov. 2017.

 

1. 丁纯：《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方主席刘延东主旨演讲稿》，2017年11月17日。

2. 丁纯：《专家谈默克尔组阁困境和后续挑战》，2017年11月29日，新华社上海分社内部刊物。

3. 丁纯：《美国主动发起对华双反的影响》，2017年12月5日，新华社上海分社内部刊物。

4. 丁纯：《美国减税的外溢效应》，2017年12月8日，新华社上海分社内部刊物。

5. 沈国兵、张学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行业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7年11月修改稿。

6. 沈国兵、张勋：《行业生产网络下进口中间品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7年11月。

 

1. 程大中：《扩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战略研究》（批准号：14AZD05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期限为2014.8-）。

2. 程大中：《全球价值链分工新趋势与中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7JJD790001），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2017年11月20日公布。

3. 丁纯：《中国与北欧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的潜力与路径分析》，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课题，2017年10月立项。

4. 沈国兵：《行业生产网络下创新保护与中国企业外贸竞争力提升研究》（批准号：17JJD790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7年重大项目，研究期限为2017.01-2020.12.25。

5. 沈国兵：《全球生产网络与知识产权保护下中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目标和路径研究》（批准号：15AZD0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期限为2015.11.5-2018.12.31。

1. 2017年12月，丁纯教授作为指导老师，指导研究生郭铭同学在《第二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上获得二等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为丁纯教授颁发荣誉证书。

2. 12月5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第二批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名单，丁纯教授2013年立项课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及其改革》完成课程建设任务，达到结项的基本要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决定通过结项，并颁发“示范性”课程证书，准许其使用“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称号，有效期为三年。

3. 何喜有负责的“Doing Business in China”课程（课程代码为ECON170004）在2017年1月被“复旦大学授予“复旦大学优秀全英语课程”，期限为2017年1月-2019年12月。

1. 10月11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上海科技大学（ShanghaiTech Uni）做了题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困境与前景》的讲座。

2. 10月11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和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由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承办的“WTO, APEC and New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Finance Cooperation”学术会议，并做了题为“Belt & Road Initi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EU”的报告。

 

3. 10月12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学术活动月中作为主讲人在上海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学术报告会上做了题为《“一带一路”与中欧经贸合作》的演讲。

4. 10月14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由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商务发展上海论坛”，并担任论文的特邀评论人。与会者还包括盛斌教授、林桂军教授等。

5. 10月14日，罗长远教授作为编辑，应邀出席在复旦大学思源报告厅举办的《世界经济文汇》创刊60周年的纪念活动。

6. 10月16日-17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西子楼中信厅参加由台湾欧洲联盟中心、中国欧洲学会、国立中山大学与国立台湾大学欧盟卓越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两岸欧盟研究学术论坛—英国脱欧后之欧盟内部关系》，丁纯教授在场次二：德国对欧盟发展的影响及角色发表题为《欧债危机以来的欧盟—德国关系分析》的演讲；17日作为主持人主持了场次三：《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关系》的圆桌论坛。

7. 10月20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做题为“EU Disintegration: is there a China Effect”的学术报告。一同报告的还包括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和南开大学周申教授。

8. 10月20-21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武汉大学举行的“2017 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与上海社科院张幼文研究员一道担任“分论坛 6：国际投资问题论坛”的主持人。

9. 10月22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东南大学举行的“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前沿论坛”，并做了题为“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China Special”的学术报告。一同报告的还包括南开大学盛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陈杰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范子英教授等。

10. 10月23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经济学院714主持了华沙经济学院杜克教授《“一带一路”：欧洲的视角以及《英国“脱欧”后与欧盟的关系》的讲座。

11. 10月27日下午，程大中教授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做seminar演讲，题目为“A Portrait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Trends, Effects, and Implications”。

12. 10月27日，罗长远教授被上海华育中学聘为“特聘教授”，并出席上海市中学生创新素养培育专家咨询会暨华育中学荣誉教授授颁证仪式。一同受聘的还包括钱海红教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郭永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等。

13. 10月27日，由复旦大学荷兰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外事处协办的复旦大学2017年“荷兰日”活动在经济学院714教室顺利举行,荷兰日活动由复旦大学荷兰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主持，丁纯教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Jan van der Harst教授及格罗宁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外事处代表曹雪飞女士分别就本年度荷兰日致辞。

14. 10月27-29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式增长暨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成果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隆重举行。复旦大学世经所邀请到全球各地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专家，共同探讨世界经济新格局下，中国式增长的未来方向。本次活动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编辑部、《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财经研究》和《世界经济情况》等期刊编辑部协办。

15. 10月27—31日，唐朱昌教授应邀出席台湾中华国土安全研究协会举办的“2017年第13届恐怖主义与非传统安全学术研讨”，并做发言“反恐第二战场：金融反恐的困境和对策思考”。

16. 10月28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式增长’学术研讨会暨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成果研讨会”，并受邀担任华民教授、黄先海教授、姚树洁教授等三位嘉宾的报告的评议人。

17. 10月29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举行的“智库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并发言。一同与会的还包括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等。

18. 11月4日，唐朱昌教授应邀出席复旦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总统大选与俄罗斯政治经济”，并做发言“总统大选前俄罗斯经济研判”。

19. 11月4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上海外贸大学举行的上海市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全球化变局中的我国开放经济创新专题”，并做有关外资撤资的学术报告。

20. 11月5日，沈国兵教授应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邀请，出席世经所主办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高层论坛”分论坛，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下自贸区策略及带路上口岸经济增长”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21. 11月5日下午，程大中教授参加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高层论坛的分论坛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经贸关系”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恐怖主义、价值链关联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22. 11月8日，唐朱昌教授应邀出席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举办的 “中俄合作反洗钱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3. 11月8日-9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参加了由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复旦发展研究院、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和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国际论坛《新丝绸之路与中欧合作》，丁纯教授在丝绸之路公共论坛场次1，做了题为《“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的演讲。

24. 11月10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上海大学举行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的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专题研讨会，并做题为“EU Disintegration: is there a China Effect”的学术报告。一同报告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殷德生教授、上海外贸大学黄建忠教授等。

25. 11月10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由社政学院举办的重庆人事与社会保障局干部培训班上做了《欧洲社保制度改革及对中国的借鉴》的讲座。

26. 11月10日，沈国兵教授应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邀请，出席由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和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的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专题研讨会，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下自贸区策略及带路上口岸经济增长”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27. 11月11日，程大中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参加“第二届中国与一带一路发展治理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的区域主义战略》。

28. 11月14日，罗长远教授出席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全球未来趋势与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的学术会议，并担任主讲嘉宾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的评论人。

29. 11月16日，罗长远教授应邀担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高级经济学讲座第193期”的主讲嘉宾，报告的题目是“EU Disintegration: is there a China Effect”。另一主讲嘉宾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邓宏图教授。

30. 11月14-16日，何喜友教授应邀赴韩国首尔参加第6届“中国论坛”，会议主题为“韩中建交25周年：寻找新模式”，在会议中作为讨论人发言。该论坛由《韩国日报》社主办，是韩国关于中国事务的年度代表性、高级别论坛。本次会议在新罗酒店举行。韩国国会议长丁世均、国务总理李洛渊、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洪到会致辞。两国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等数百人参加。

31. 11月14日，丁纯教授承担并参与组织、筹备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四次会议，并撰写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方主席刘延东主旨演讲稿初稿，得到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委员瑙夫劳契奇作为机制双方主席在上海共同主持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四次会议。

32. 11月15日，欧盟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委员蒂博尔·瑙夫劳契奇一行在沪出席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四次会议期间到访复旦大学。丁纯教授参与筹备、接待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委员瑙夫劳契奇在复旦的演讲及参观。复旦大学校党委书记焦扬、校长许宁生陪同蒂博尔·瑙夫劳契奇参观，由中心学者陈志敏教授和丁纯教授对复旦-欧盟交往成果展板进行了详细介绍，随后进行了亲切会谈。

33. 11月17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带领中外学生共三十余人参观了位于杨浦区的中国创业者实训基地。

34. 11月20日，沈国兵教授应上海社科院世经所邀请，出席由上海社科院世经所主办的“一带一路与中国构建新型开放经济”研讨会，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下自贸区策略及带路上口岸经济增长”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35. 11月22日，何喜友教授应邀参加韩国汉阳大学上海中心在上海举办的“Shanghai Business Forum”，并做了题为“习近平连任形势下的中国经济政策趋势”的专题报告。该论坛由中韩两国学者、企业界代表等1000余人参加，就“中共19大”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进行研讨和交流，深受华东地区韩资企业的欢迎。

36. 11月23日，沈国兵教授应合肥工业大学国贸系邀请，出席由合肥工业大学国贸系主办的“国贸专家系列讲座”，发表了题为“行业生产网络下进口中间品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37. 11月23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主任丁纯教授在经济学院714主持了芝加哥大学Phillippe Schmitter教授《欧元以及欧盟的危机》的讲座。

38. 11月24日，沈国兵教授应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出席由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专家系列讲座大讲堂”，发表了题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39. 11月24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在湘潭大学商学院做题为“EU Disintegration: is there a China Effect”的学术报告，受到学院师生的热烈欢迎。

40. 11月27日-28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布鲁塞尔参加由欧盟委员会主办EACEA（Education, Audiovisual and Culture Executive Agency）协办的的让·莫内大会，在会上丁纯教授讨论了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包括欧盟的主要政治发展，以及改革一体化的关键政策举措。

41. 11月29日-12月2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参加欧洲学院BACES与比利时中国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发展新时代》会议，丁纯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共19大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寻求全面对外开放》的报告。

42. 12月1日，罗长远教授应邀主持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韩建司长担任主讲嘉宾的“国际收支统计”的学术报告。与会者包括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许宪春教授等。

43.  2017年12月3日，程大中教授参加“2017‘一带一路’与中国金融业角色高层论坛”（主办单位：《理财周刊》、VNU欧洲展览集团、上海理财博览会组委会），发言题目《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

44. 12月4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204社科沙龙参加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余南平工作室年度论坛“逆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发展机遇”，丁纯教授在论坛上发表题为《欧洲民粹主义与欧洲治理困境》的演讲。

45. 12月7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作为主办者及主持人，主持了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欧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和上海欧洲学会主办中国欧洲学会欧盟研究分会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的“法德大选后的欧盟以及中欧关系发展讨论会”，会议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514举办。

46. 12月7-9日，程大中教授赴日本神户大学参加“Fudan-Kobe Joint Seminar”，演讲题目为“Welfare Effect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47. 12月7日-9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日本神户大学举行的“The Fudan-Kobe Joint Workshop: The Impact of the China Factor in East Asia”的学术会议，并做题为“EU Disintegration: is there a China Effect”的学术报告。

48. 12月7-10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万广华、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教授、樊海潮副教授等一行，应日本神户大学RIEB研究所邀请，出席由日本神户大学RIEB研究所主办的The Fudan-Kobe Joint Workshop on: The Impact of the China Factor in East Asia, Jointly Hosted by RIEB Seminar/Rokko Forum/Fudan IWE。其中，沈国兵教授发表了题为“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49. 12月7日，罗长远教授的合作者陈辉耀受邀出席在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法德大选后的欧盟以及中欧关系发展” 讨论会，并做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双向投资”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积极评价。

50. 12月8日，唐朱昌教授应邀出席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

51. 12月9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北京好苑建国酒店参加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7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议会主体为“世界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外交”，丁纯教授作为点评人在分会场一：“世界经济形势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点评。

52. 12月15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泰国曼谷参加由NCRE（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on Europe）与Jean Monnet Network联合主办的“让莫内讲席专家会议”，丁纯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Sino-EU Relations：Economic, Political, Climate Change, Security, People-to-People Dialogues》的演讲。

53.  12月15日-16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第16届年会“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Next Decade”，并做题为“EU Disintegration: is there a China Effect”的学术报告。

54.  12月15-17日，沈国兵教授应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邀请，出席由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山大学自贸区高端论坛”，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下自贸港及带路上口岸经济增长”的演讲，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并且，会议期间，沈国兵教授受聘为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第二届（2018-2020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55. 12月18日，程大中教授参加“全球经济复苏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态势研讨会暨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国际投资专委会成立仪式”，演讲题目为《国际化方式选择与企业经济绩效——关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基本事实》，上海复旦大学。

56.  12月18-20日，何喜友教授应邀赴韩国首尔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题为“探索韩中关系发展新方向”，由韩国政府智库“产业研究院”与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共同主办，在成均馆大学举行。该会议正值中韩两国首脑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之后，两国关系由低谷转暖之际举行，深受学术界关注。会议中韩两国学者约100人参加。中国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复旦大学，韩国学者来自韩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在会上，作为经济分科两位发言人之一，发表论文“新时代中韩经济关系新模式探析”。

57. 12月26日，台湾中央研究院洪德欽教授应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邀请，在复旦大学5215室做了以“欧盟食品安全制度”为主题的讲座。丁纯教授为讲座主持人。

58. 12月27日，欧洲学院门镜教授应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邀请，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做了以“一带一路与中欧班列”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优秀让莫内教授丁纯主持。

56. 12月29日，何喜友教授接待韩国首尔女子大学未来产业融合学院“Global IT Business Program”师生访问团一行26人来访，应邀为访问团就“中国IT产业发展与消费趋势”这一主题做专题报告，并进行座谈。
59. 12月29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的“开放型经济理论研讨会”，并做了题为“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China Special?”的学术报告。会议的主办方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一同受邀的还包括南开大学李坤望教授、浙江大学马述中教授等。

1. 10月2日，沈国兵教授应邀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主管的“中国专家论坛”撰写了《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刊登在其网页“专家专栏”栏目里，受到韩国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等关注。

2. 10月16日，丁纯教授接受经济杂志采访，题目为《德国迎来默克尔4.0时代》。

3. 10月17日，丁纯教授接受中新社采访，题目为《百名经济学家寄语十九大之三 | 全球治理进“新时代”》。

4. 10月19日，丁纯教授接受经济杂志采访，题目为《原创丨美联储带头，全球央行政策分化，放水的后果谁承担？》。

5. 10月29日，丁纯教授接受北京商报，题目为《谁是下一个加泰罗尼亚，公投风波暴露欧洲“民主病”》.

6. 11月21日，丁纯教授接受第一财经采访，题目为《德国重新大选概率增大，德国总统作用凸显成为走势关键》。

7. 11月21日，丁纯教授接受看看新闻采访，题目为《德国：组阁受阻 默克尔怎么办》。

8. 12月7日，丁纯教授接受看看新闻采访，题目为《英国脱欧进程》。

9. 12月8日，丁纯教授接受新民晚报，题目为《国内专家学者探讨欧洲政局与中欧合作》。

10. 12月14日，丁纯教授接受海外网采访，《一波三折！英国脱欧还有“硬仗”要打》。

11. 12月14日，丁纯教授接受经济杂志采访，题目为《缩表启程》。

12. 12月14日，丁纯教授接受人民日报采访，题目为《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1跨出了第一步，又面临新的坎》。

13. 12月16日，丁纯教授接受经济杂志采访，题目为《期待一场可喜的复苏》。

14. 12月18日，丁纯教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题目为《欧洲观察室丨欧元区改革再现“法德轴心”》，中欧关系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