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纯：德国模式缘何笑傲危机

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18期）

在欧洲一片愁云惨淡中，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欧洲则逐渐演化成幽灵般挥之不去的欧债危机,其中不仅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欧猪” 国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的表现都差强人意，在一片愁云惨淡中，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强势复苏，其经济在2009年负增长5.1%之后迅速复苏，2010年出现了高达3.6%的强势反弹,2011年保持了3.0%的增速，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仍达1.7%；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失业率都显著增加的同时，德国的失业率反而在持续下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1月，德国的失业率为10.2%，之后则几乎是逐月下降，2011年平均只有5.9%，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好水平；同时，德国财政近况良好，接近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外贸持续攀升，对国民经济贡献日益上升；物价上涨则控制在2-2.5%的合理区间。德国经济能在欧盟国家一片哀鸿中，鹤立鸡群，其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灵活适度的危机应对显然功不可没。

    德国坚持以竞争为导向、以市场为依托、国家有限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关政策

    战后德国一直将瓦尔特·奥肯和缪勒·阿尔马克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奉为圭臬，坚持社会市场经济，崇尚竞争，以保持经济运行的高效率。但与绝对的经济自由主义又有着重大的区别，政府在维持社会公正和保持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种参与并不是扭曲市场，而是以顺应市场为原则，以法律规范微观个体的行为，确定经济活动的秩序框架。坚持以市场竞争为主，政府调节为辅，政府主要承担构建框架条件的任务。因此，凯恩斯主义等在德国几乎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其结果是砥砺了企业，保持了活力，减小了财政赤字的压力，使微观德国企业和宏观德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危机应对和市场冲击适应能力。

    众所周知，德国相当长的时段内是全球的出口冠军，目前仍位列世界第二，其出口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言而喻，但与同样依赖出口、在较长时期内坚持贸易立国、采用贸易保护与政府指导并干预产业发展政策的日本不同，德国虽然同样采取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但始终坚持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主，其对外贸易政策服从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积极鼓励企业自主经营，国家只提供制度保证，并不积极干预经济个体的行为，大力倡导竞争，以实现优胜劣汰。与之相应，德国在战后长时期内对外采取自由贸易制度，并通过1961年4月颁布的《对外经济法》在法律予以确认。

    同时，与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后为了支持出口等尽量控制汇率不同，尽管德国马克从1961年起不断升值，德国政府和央行却没有为了支持出口而人为控制汇率上涨，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等三者选择中宁弃固定汇率而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尽管最终汇率涨幅达3倍多，但却避免了经济低速增长和泡沫经济的出现，也使德国企业因竞争的磨砺反而保持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德国遵循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强调适度经济增长目标，即使在危机时期也注意政策平衡，审慎运用刺激政策。此次危机当中，尽管默克尔政府及时采取了大量的金融监管和相应的刺激政策，但始终注意平衡财政，有限度扩大财政投入。

    另外，德国经济政策有着长期的稳定性，不太受到政府更迭的冲击；同时注意广泛地听取与吸收社会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专家的意见。例如，德国在1963年成立了由五位专家组成的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五贤人'委员会，在每年11月就德国总体的经济发展形势提出报告,作为各决策部门的参考依据。

    德国自19世纪工业化开始，就注重实体经济，并能与时俱进，不断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此次危机中，金融和虚拟经济比重大或向虚拟经济急速转型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均深受冲击，德国经济之所以能一花独放，德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功不可没。出口无疑是引领德国经济走出冲击，迅速复苏的排头兵，而主导出口的正是制造业产品。德国自19世纪工业化开始，就注重实体经济，并能与时俱进，不断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使德国拥有了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领先的实用制造业技术和雄厚的工业基础。目前，相对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德国的实体经济比例相对较高，德国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而其中，四大制造业支柱产业汽车、机械、化工和电气等部门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以上，西门子、博世、大众、宝马等诸多“德国制造”世界品牌，通过质量和技术的持续提升，不断扩大了其在海内外、尤其是海外市场的份额。

    制造业的独占鳌头又和德国长期以来重视研发，特别是鼓励实用技术创新密不可分。据统计，在德国制造业公司的营业额中，27%以上是来源于创新产品。德国经济研究所（DIW）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德国技术导向型行业附加值比重最大。德国有着面向制造业的、由政府、高校和专业研究机构及企业三位一体组成的面向产业的实用技术研发、转化体系。科研经费1/3来自政府、2/3来自于企业。包括马-普学会、弗朗霍夫研究所等著名专业研究机构和大众、巴斯夫、西门子公司密切合作，使研究方向确定更准、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更佳。

    包括家族企业在内的众多中小企业在德国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2011年总数约为37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7%，创造了60%的就业、40%的出口、46%的投资和近一半的产值，也是创新的主要发源地。因而受到德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制度设计中，专门制定了《卡特尔法》、设立联邦卡特尔局，为中小企业发展保驾护航，遏制大企业的市场垄断。同时通过贷款扶持、创新补贴、出口信贷等大力支持其发展，从而造就了德国经济创新增长的动力源。

    支撑德国制造的秘密武器之一是独具特色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其特点就是将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接受职业教育人员的自身素质，同时加快毕业生进入职业生涯的进程、丰富其实践经验，促进学术和职业的有机融合，从而为德国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提供大量高素质、有专业职业技能的高级技工，保证德国企业、生产工艺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与美国式、以股东制为主的企业制度不同，以《参与决定制》为代表的德国企业制度更加注重代表劳动力的雇员组织（工会等）的作用，着力在企业内部协调缓和雇主和雇员关系，达成共识。德国经济的强劲复苏部分得益于近10年来德国劳资双方共同协商，维护了较低的工资和福利等成本的上涨，为德国赢得了成本优势。

    德国始终坚持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中发展并大受其益

    从建立欧洲煤钢、原子能联营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以及欧元区，德国在战后坚持德法和解，坚持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中求发展是德国成功的最基本的框架条件。如果没有法德和解，没有欧洲一体化，一、二战中罪孽深重的德国就无法回归欧洲大家庭。正是通过积极参与和推动欧洲一体化使得德国得以享受到欧洲共同体所提供的关税同盟，统一大市场等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好处，使作为拥有先进生产技术和庞大生产能力的工业国的德国能够有非常稳定的商品和劳务的出口和投资市场，今天的欧盟内部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其市场内人口接近5亿，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的1/5，吸收直接投资达世界的1/4。德国出口的60%来自欧盟内部的事实就是明证之一。

    而欧元区的诞生，放弃币值坚挺的德国马克代之以相对疲软的欧元，令德国部分化解了坚挺的德国马克给德国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欧元流通后，德国事实上等于获得了一定的汇率贬值（相对于仍然使用德国马克的情况），从而提升了德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使得其不仅能进一步利用区内的巨大需求，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区外的出口和投资。

    德国经济这次能脱颖而出，是此前德国上下壮士断腕、勇于改革的结果和回报

    其实，德国经济这次能脱颖而出，是此前德国上下壮士断腕、勇于改革的结果和回报，而绝非偶然。上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在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聚集在勃兰登堡门下高唱《欢乐颂》迎接这一历史性时刻到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德国经济却自此陷入了近10年的低迷。

    当时，以IT产业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迅速崛起和扩展，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德国形成了巨大冲击；两德统一后援助东部的巨大负担，老龄化压力下不断攀升的福利保障支出推高了成本，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降低了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失业率屡创新高，经济发展停滞，德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有鉴于此，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等努力唤醒了德国上下的忧患意识，经过激烈争论达成了改革共识，并浓缩在《2010改革议程》这一综合性改革方案中。这次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和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劳动力市场方面，从2002年到2004年德国政府连续推出了四部《劳动力市场现代服务法》，即“哈茨改革”，一方面通过缩短社会保险金期限以及将社会救济和失业救济合二为一的方式，削减社会福利以刺激就业积极性；另一方面改善就业服务，加大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此外,鼓励推行新型就业方式，鼓励灵活就业。从2006年起，缩短失业救济金的领取期限，以刺激重新找工作的欲望等。养老保险方面，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逐步提高到67岁，并努力构建企业筹资为主的第二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险方面，则通过患者自由择医等举措深化了控制医疗保险缴费率的改革等。默克尔上台后，基本延续了施罗德的改革思路。上述改革使德国终于领先一步，在危机到来之前赢得主动，劳动力市场僵化的状况得以缓解，失业率从近10%不断下跌至目前的约6%；同时，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化令有关社保支出的上涨幅度得到控制，与劳资双方合作一起，对德国的劳工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始终保持着稳中略降的态势作出了积极贡献。完全可以说，正是由于德国人民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数年间承受了转型的阵痛，才有了今天德国经济的“凤凰涅磐”。

    默克尔政府及时出台了一揽子拯救方案，有效应对金融危机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默克尔政府应对有序，及时出台了一揽子拯救方案，起到了稳定并刺激经济的作用，也体现了德国政府的高效运作。其中，针对虚拟经济的《金融市场稳定法》的出台，由联邦财政部提供债务和应付款项担保，以及设立金融市场稳定基金等举措缓解了基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起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针对实体经济的两套经济振兴计划则包括扩大政府投资，政府提供信用担保以及减轻民众负担，保障和促进就业等内容。其中，保障和促进就业等举措，鼓励企业选择“短时工作”而非直接解雇员工；通过延长“短时工作补贴”来保障短时工人生活；同时，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民众就业。据德意志银行发布的德国经济报告称，“短时工作”至少为德国民众保留了约120万份工作，既防止了大量失业所导致的内需下降、经济进一步恶化，同时又为外需复苏后产能恢复奠定了基础。

    金融危机之后，面对陷入困境的欧美市场，德国主动迎向欣欣向荣的新兴市场，积极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促进双边与多边经贸发展。这一策略对德国2010年的复苏与强劲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2011年，德国对“金砖四国”的出口占德总出口的比重从危机前的8.5%增加到了11.4%，特别是中国，2010年德国对华出口增幅高达28.6%。

    当然，对于德国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质疑。包括德国过于注重汽车、机械制造等制造业实用技术开发而相对忽视了新兴技术和产业的研发；靠压缩社会保障支出、压低生产成本，固然可以获得市场和出口盈余，但同时也意味着本身内需的削弱和与逆差国不平衡的扩大和加剧，从而出现被迫援救希腊这样的债权国的情况；国民经济过于依赖出口等。上述问题都需要德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