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纯：欧债会压碎欧元吗？
2011-08-10 来源：观察者网
欧债第二波
目前，始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似乎非但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得到缓解，反而在近期出现了持续恶化的倾向。
先是希腊主权债务再次到期，因为债券溢价过高无法从市场获得融资，从而面临债务重组和违约破产的风险。
面对希腊僵局，欧盟和欧洲央行踌躇不前纠结于究竟是采取德国式强制要求私人投资者展期旧债购买新债，还是法国式柔和解套即市场回购；希腊之踵久拖不决，占GDP119%的意大利总债务指标仅次于希腊，使意大利国债市场融资成本异常飙高，导致市场做出意大利可能步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后尘的判断，全球股市应声大跌。
如果把2010年5月10日欧盟、欧洲央行和IMF联手出台包括4400亿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在内的7500亿欧元一揽子对希腊援救协议，连带去年末按照此模式达成的对爱尔兰的施救协定看作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解救的第一波的话，那么最近针对葡萄牙、希腊债务违约风险的施救，以及意大利身陷主权债务危机边缘的警告，似乎预示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第二波冲击已迎面袭来。
第二波冲击突出表现在：其一，已经接受援助的希腊并未走出债务困境，似乎正在逐步应验市场有关其不可救药、最终难逃债务重组以及违约的预期，第一轮援救只是推迟违约和破产的时间而已；其二，主权债务危机已经从占欧元区GDP不到6%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规模体量较小的外围国家，开始蔓延到诸如意大利、西班牙等规模大的核心国家。
而作为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的经济体意大利和西班牙，两者经济规模和前者相比绝非一个数量级，总计约为欧元区的28%。这是否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等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处理正在进入一个危机-解救，再危机-再解救，最后终结的“死亡螺旋”，一个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翻版？
现在无论是欧洲内部和外部世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讨论似乎也进了一步：从主权债务危机的解救方法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了其对欧元区前景，甚至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怀疑欧元区会解体，欧元会消失的疑问呼声日甚。那么，支持和阻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解决的因素各是什么？欧债危机中短期和长期的趋势究竟如何？
中短期内，欧债危机还将反复
笔者以为，在中短期内，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会反复发作，警讯频出，成为困扰欧盟和世界经济的病灶之一。不排除甚至有些国家如希腊会出现违约、需要债务重组；欧员区会制定等待和退出机制。
首先，主权债务危机成因是结构性、长期性和普遍性的，不仅荼毒求救方“欧猪”国家，同时也制约了德、法和北欧等施救方的经济复苏、增长和行动能力。普遍超标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就是明证：截至去年底，不仅欧猪国家分别高达13.6%和102.2%， 即使欧元区平均也高达6%和85.1%，远超《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就其原因：
第一，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压力下，从摇篮到坟墓的欧洲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居高难下、财政赤字和债务猛增、负担奇重的弊端。
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盟27国65岁及以上人群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7%，最高的意大利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20%，希腊也高达18.6%，包括养老费用在内的欧盟平均社会保障开支占到GDP的27.1%，瑞典、法国、丹麦等国家更是超过了30%，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只有GDP的16.3%，日本也仅为19.1%。
过度的福利待遇还影响了生活方式、助长了借债维护高福利的倾向，消磨了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进取精神，最为致命的是形成了经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梗阻”。
第二，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造成工资和收入的刚性上涨和劳动力市场僵化、使失业居高难下。
第三，科研、教育投入不足，欧盟27国研发投入占GDP的平均比例仅为1.9%，而美国和日本在研发上的投入则分别达到了GDP的2.8%和3.1%。加上政策重点选择有偏颇，致使创新相对滞后、实体经济缺乏引领性产业。
第四，1990年代后，在全球化压力下，欧盟不少国家开始了产业结构调整，向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靠拢和转型，但颇为偏颇，使得其经济增长更倚重虚拟经济，金融和房地产业过度发展，在危机冲击下危如累卵，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均是如此，要调整则颇费时日。
第五，欧元区本身的运行机制设计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归口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和归属各成员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缺乏有效的配合，且在短期内财政政策无望统一；各国政府因缺少了货币政策工具，被迫加大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易扩大赤字和公债；没有解决在成员国经济遭受不对称冲击、出现经济周期不同步状况时欧央行所面临政策抉择的两难境地、降低了欧央行的调节效率。
最近欧央行一面加息一面救急希腊就是这种首鼠两端的典型的案例；欧元区缺乏监督成员国遵守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标准的执行力；缺少当某些成员国遭受严重外部冲击时的应急筹资、援助责任分配以及问题国家必要时的暂避和退出机制；欧洲央行只盯住通胀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而缺乏弹性，危机调控中又缺乏美联储式的权威性。
第六，最为关键的是：欧盟国家间，尤其是欧元区内部，随着危机的深入，中心和外围国家经济结构、绩效和运行周期差异不断加大，既有希腊这样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经常项目连年逆差、灰色经济猖獗、福利支出高昂的求救国；也有创新能力强、制造业发达、出口长期盈余、社保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已初具成效的德国这样的施救国，形成了以欧猪五国为首的弱势南欧集团和德国领军、荷兰、芬兰、瑞典等等组成强势的北部阵营，强化的离散性对维持单一货币区欧元区来讲无疑是破坏性的。
其次，欧盟危机应对的低效率难辞其咎、改进尚需时日。此次危机尽管欧猪五国个个都有本难念的经，但真正需要援救、短期无法脱身的是GDP只占欧元区2.5%的希腊，从财力和技术上讲援救本身应无大碍。
但无论从2009年底希腊危机爆发到2010年5月上旬拖延半年之久的解救方案出台，还是最近欧盟各方迟迟无法给出第二波援救希腊的方案，以致危及到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国家，拖累整个欧元区。
显然，在危机解决机制上欧盟缺少一个单一、高效的最终协调、负责机构。施救国、求救国，欧盟、欧洲央行、IMF间充满了利益较量和博弈，道德风险成了关键词，使得有关援救的讨论每每变成一个头痛医头、亦步亦趋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偿债的最后期限无法出台方案，难脱市场预期。而欲改变则需要进一步机制磨合和耐心的民意调适。
最后，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欧债的解救颇多不利。欧债危机是欧猪国家被迫紧缩内需、德国更加倚重出口外需，而目前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溺弱、复苏乏力、失业高耸、债台高筑，靠量化宽松和征收铸币税在维持；中国等新兴国家深受高胀掣肘，外需颇为受压；而穆迪等美资评级机构又有联手国际金融大鳄利用评级做市之嫌，加剧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
长期看，欧元区不会解体
从长期来看，笔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欧债危机并不会导致欧元消失和欧元区解体，而是在危机逼迫下，在曲折、缓慢和痛苦的结构改革中前行。
第一，我们不能低估欧盟不断深化一体化的政治意愿所蕴涵的巨大相互妥协能量。单一货币欧元和体现“多速欧洲”的欧元区的创立，甚或1958年以来的欧洲一体化历史本身，更多体现的是欧盟国家希图通过推进一体化，解决战争与和平这一根本问题的政治意愿和为此所愿承担的主权让渡和利益牺牲。今天这种“财富换和平”的最高目标其实在欧洲依然拥有广泛公识。
这并非政治精英的一时心血来潮；欧盟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中构建了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统一大市场、引入了单一货币，获得了巨大的现实经济、政治和社会收益，这不仅是政治精英而且普通百姓所不愿回退的；面对全球化下新兴国家迅速崛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治理规制重构的挑战，欧盟只有坚持深化一体化才能作为世界一极保持其在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体化不进则退，可以有战术性迂回，没有战略后撤的空间。至今为止的欧债危机的解救，尽管每每到最后关头才达成妥协，但总是有解不也恰好印证了这点么？
第二，在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货币问题国际化的今天，欧元区和欧元堪称举足轻重。欧债危机早已超越了当事国本身，现实是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在欧盟内部，约占2/3左右的希腊等国的债券实际上为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私人金融机构持有，如果放弃继续援救，实际上会损害这些国家经济以及累及相关金融机构的信用，代价巨大，所以对施救国来说实际没有退路。
在外部，欧债危机涉及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日本、中国、IMF等主要经济体和国际机构均无法置身事外，由于资产的证券化美国实际持有相当部分欧债，日本则握有大量意大利国债，而中国包括欧债在内的欧元计价资产占外汇储备约26%，因此，尽力维护欧元和欧元区的稳定符合公共利益，各国应该不会袖手旁观、作壁上观，中国的积极援助就是明证。
第三，正如欧委会主席巴罗佐所说：欧债危机是个唤醒铃，唤醒了欧盟国家的改革意识。大家业已达成了共识：欧债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是需要成员国做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以增强各成员国的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通过内生性经济复苏增长逐步拉平国别差距。
无论是强调以创新和教育、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环境友好绿色经济为依托的可持续增长，以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为手段的包容性增长的《欧洲战略2020》，还是希冀加强成员国竞争能力、巩固财政和金融监管的《欧元区竞争力公约》出台都说明欧盟已经重新校准目标。
在成员国方面，无论是法、意等国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还是希腊和爱尔兰的全面紧缩和结构改革计划的着手实施，则展示结构性改革已经开始；而危机前施罗德政府大力推动劳动力市场、养老和医疗改革从而使德国成为一枝独秀的成功事实，无疑树立了改革榜样。应验了改革谁来晚了谁受惩罚的名言。
在欧盟层面，原先创立时未有考虑的援救机制等正在应运而生，如金融稳定机制等，包括欧央行、成员国和IMF的联合救援等形式的制度创新有助于不断完善欧元区运行机制。包括退出和暂时等待机制，就如欧元前身欧洲货币体系所规定的那样。
第四，欧盟所具有相关的比较优势将有利于其长期走出困境。包括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高技术创新潜力（如环保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多元一体的民主、妥协合作意识、相对成熟的治理机制、逐渐开放的心态、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
当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尤其是结构性改革肯定是痛苦和漫长的。改革更需要勇气、耐心和智慧。不破不立，如果一个有退出和等待机制的欧元区或许会更加稳定，也可避免过度的交互感染，没有必要拘泥于形式统一而不敢大踏步后退和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