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大事，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指挥棒，受关注程度可想而知，本文《人民币在短期内为什么不能升值？》就是2004年度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从经济学角度提供给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市社联的咨询报告。

人民币在短期内为什么不能升值？

　　人民币是从1994年开始贬值的，1994年的贬值，开创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在这十年里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出口高速增长，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大概在60%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因为人民币贬值，外商的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500亿美元左右，推动中国经济以8%以上年平均增长率的高速度增长。三是，中国在这十年内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现在大概有80种产品是全球产量第一的，这些产品充斥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最近四年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非常之大。这样就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人民币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究竟需不需要升值？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应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对于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回答如下：

·人民币能不能升值？
　　人民币现在产生了升值压力，问题仍然出在中国的劳动力。中国有7亿劳动力，正式就业的也就3亿多，潜在的失业人口非常多，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具备了两个特点：第一，它的成本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第二，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劳动力使用效率又大大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所以中国一旦参与国际分工，马上就会成为一个通货紧缩输出国。像VCD机，过去在美国的售价要在数百美金一台，中国一出口，每台的价格就跌到100美金以下。所以中国就会经常被全世界指责成为一个输出通货紧缩的国家。再从汇率理论中的弱购买力平价来看，一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越高，该国就越是会成为一个输入通货膨胀的国家，而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时候，升值的压力就会不断增强，因为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通货膨胀能够得到缓解。中国目前的状况恰好是既有因为劳动力特别便宜而造成的通货收缩效应，又有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幅提高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输入效应，在这样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币汇率就产生了巨大的升值压力，因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加进口、减少出口，进而达到对外降低通货收缩输出效应和对内降低通货膨胀输入效应之目的。
　　以上的逻辑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当我们把分析问题的视野从有关汇率决定的局部均衡拓展到宏观经济的一般均衡层面上来讨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中国的人民币并不存在升值的空间，我们这样说的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究竟是资本过剩还是劳动过剩？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本国货币应该升值，否则，就应当通过本币贬值把资本留在国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的道理就是这样：2000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2001年发生了非常不幸的“9·11”事件、而到了2002年又出现了更为糟糕的美国大公司财务造假案，所有这一切使得欧洲的、日本的、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认定美国已经无利可图，无人可信，所以都想要从美国撤资，为了阻止资本的大量撤出，美国就只能采取美元大幅贬值的方法来提高世界资本逃离美国市场的成本。毫无疑问，相对于中国巨大规模的存量人口、以及继续在增长的流量人口来讲，中国无疑是一个资本短缺严重的国家，因此，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市场，保持汇率稳定恰好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第二，中国究竟是供给过剩还是需求过剩？毫无疑问，中国绝对不是一个需求过剩的国家，而是一个供给过剩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造成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不仅因为中国迄今为止还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今天的中国还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之中，而转型带来的不仅是私人储蓄的增加，而且还有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居民当期消费支出的减少和内需不足。结果，出口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然而，对于一个需要依靠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汇率是不能升值的，因为本币升值只会降低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
　　第三，中国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出口导向和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的经济起飞时期。对于处在这种经济发展时期的国家来说，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低估汇率是有好处的，因为汇率低估可以增加出口、增加就业、保持非贸易商品（特别是房产）价格的稳定，从而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提供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总而言之，在讨论人民币究竟要不要升值这个问题时，我们提请人们需要予以高度关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有13亿人，有7亿劳动力，这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基本面，也是中国政策当局在制定任何经济政策时都无法回避的约束条件，假如不能满足这样的约束条件，那么再好的经济政策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币升值的伪命题
　　在这里，有必要反驳一下时下种种有关人民币升值的理由。
　　第一，有人说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通过改变汇率来改变贸易条件其实只有在小国经济条件下才是有效的，而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由于贸易条件是内生的，所以改变汇率并不一定可以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政府有关当局采取人民币升值的做法，那么今天中国畅销世界的许多商品的出口就会因为出口成本的提高而被迫减少其出口量，随着中国出口数量的减少，该商品的出口价格有可能提高，但是，由于价格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的增加与由于出口数量减少而造成的收入减少这两者究竟谁大是很不确定的。然而，由于出口数量的减少而造成的就业的减少与失业的增加却是非常确定的，而这对于一个拥有7亿劳动力的中国来说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中国千万不能为了去追求那种并不确定的、甚至可能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更优的贸易条件”而让广大民众去承担失业之苦。
　　第二，有人说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中国尽快地从国际分工的低端走向高端。这样的说法能否成立呢？我们的回答是，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禀赋。中国目前的秉赋显然是劳动多、人力资本少，所以近日的中国并不具备参与国际高端产业分工的能力。事实胜于雄辩，最近几年中上海稍微把产业结构变动一下，就发现发展高端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高度匮乏。不仅如此，假如中国真的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迫使企业参与国际高端分工，那么也会由于中国的贸易条件内生而得不偿失，因为当人们批评今天的汇率是导致劳动要密集产业规模过大、从而使得贸易条件不断趋于恶化的罪魁祸首时，那么当升值迫使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资本要素密集产业的分工时，同样的趋势也会发生在资本要素密集的产品身上。结果很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中国的资本要素密集的产业因为贸易条件恶化而不能赢利，而大量的劳动又因为中国大规模参与资本要素密集产业的国际分工而失业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那才真叫“得不偿失”。
　　第三，有人说汇率升值可以减少进入中国套汇的游资。为此我们就要搞清楚最近十年来，大规模进入中国的资本究竟是来套利（通过直接投资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的，还是套汇来的？毫无疑问，最近10年来，每年大致有将近500亿美元左右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是来开工厂投资的，也就是说是来套利的，而进入中国套汇的国际游资从来就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一旦升值，就有可能把那些套利的国际直接投资吓跑，而使那些旨在套汇的国际热钱加速流入。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去控制热钱的流入，而不是通过汇率升值把旨在进行投资套利的存量资本赶出中国，造成更多的劳动失业。
　　第四，有人说升值可以避免中国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并且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去购买美国国债而蒙受低回报的损失。然而这个说法又错了。首先我们不能把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进行产业投资所获得的收入与中国政府将剩余外汇进行国际金融投资所得到的收益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考虑，因为这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收益，前者是产业利润，而后者不过是虚拟的金融投资收益，在一般的情况下，前者的收益率总是要比后者的收益率要来的更加高一些。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中国通货膨胀超过百分之四的情况下，即使持有人民资产可以获得2%以上的利息收益，但是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实际上是为负的；但是，当政府有关当局将剩余的外汇储备用于美元资产投资时，尽管只有2%不到的投资收益，然而由于美国的通货膨胀趋很低，结果我们所得到的却是为正的金融投资收益。因此，那种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降低储备投资“损失”的说法并不能够成立。
　　第五，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减轻偿还国际债务的负担。这个说法仍然不能成立，要弄清楚一国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大，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一国的对外负债率。一国的对外负债率等于该国的对外负债比上该国的国际收入。假如一国的、处在分母上的国际收入减少了，那么该国的对外债务状况实际上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加糟糕了。从这样的概念出发，我们假定人民币升值，那么处在分子上的存量对外债务可以因为人民升值而趋于减少，但是，人民币升值也会导致处在分母上的国际收入流量的迅速减少，这种流量的减少既与出口下降而引起的经常项目收入的减少有关，也与人民币升值引起的资本外逃而造成的资本项目的恶化有关。如果分母上的国际收入流失大于分子上的存量负债减少的数值，那么中国未来的对外负债将会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这样意义上讲，改善收入流量显然要比降低负债存量来的更加重要，所以出路不是在于升值，而是在于维持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

·人民币还能顶多久？
　　那么，面对升值压力中国保持人民币不升值还能坚持多久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中国的百姓都有工作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已经基本进入充分就业状态，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也不是不可以接收的，因为到了那时，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具有上涨趋势，消费的支出也会因为充分就业而大量增加，内需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由于还存在巨大规模的失业，中国人口还在高速增长，所以汇率千万不能升值。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一个共识。
　　当然，面对不断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事实上，面对不断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对于中国来说至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来缓解目前仍在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首先，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采取贸易自由化的方法来降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大幅升值。其实，当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给日本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汇率升值，平衡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二是开放市场，通过贸易自由化，给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特别是对日本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以更多的平衡贸易的机会。但是，面对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日本政府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左右下，选择了汇率升值的道路，结果日元对美元升值十年，日本的资本就外逃十年，而伴随着大量资本外逃而来的则是日本国内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增长的停滞。根据日本的这一教训，当我们中国面临人民币巨大的升值压力时，其实我们是有可以替代的方法来缓解不断增加的升值压力的，那就是借着中国加入WTO的势头，进一步推进中国贸易的自由化改革，通过向贸易伙伴国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来平衡相互之间的贸易关系，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不要为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走上危险的升值道路，重蹈日本的覆辙。
　　其次，除了贸易平衡方法之外，中国还可选择的一种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官方的对外投资，用资本项目的流出来平衡经常项目的流入、或资本项目的过多入超。具体的做法就是由官方对外投资，积极持有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来减少过多的外汇储备，借以达到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之目的。
　　最后一个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法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当然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选择。但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可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进而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使得中国不再成为一个通货收缩的输出国家，同时也可以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依靠内需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可以为更多的贸易伙伴国带来贸易顺差的国家，就像今天的美国。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只有采用这样的方法才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真正可以起到稳定作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