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包括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务问题持续发酵，继而引发多国大罢工浪潮，欧洲社会动荡，欧元区面临着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并可能影响欧盟甚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危机之发生，既有希腊等欧元区弱国本身的原因，更反映出欧盟国家一体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系列长期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经济社会问题。
乍暖还寒：希腊债务危机引发欧洲社会动荡
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基本确定。欧元区小国希腊的主权债务问题却逐渐浮现，并愈演愈烈。至12月，希腊政府正式宣布其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2.7%，而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13%，均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接着，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一个月内相继调低该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问题开始成为媒体焦点。金融市场迅速作出反应，投机活跃。希腊政府债券投资风险上升，融资成本显著增加，发债融资愈发困难。
希腊政府为应付投机压力和欧盟质疑，出台了压缩公共赤字计划，包括提高燃油税率、下调个税起征点、冻结公务员加薪、改革养老金发放等紧缩性举措，力图把今年财政赤字降到8.7%。该计划引起希腊社会强烈反弹，抗议连绵不断，各界普遍响应，大规模游行此起彼伏。
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财政状况也同样捉襟见肘。西班牙已被下调主权信用评级，葡萄牙2009年预算赤字预计占GDP的8%，爱尔兰为10%以上，意大利也深陷主权信用危机的泥潭。外界普遍担忧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市场对欧元的投机攻击和对欧元区未来的担忧。希腊陷入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已从1∶1.51的历史高位跌至目前1∶1.35的水平，创去年5月以来新低。至此，希腊债务危机已经远远超越一国之界，引发了对欧元区前途、欧盟经济甚至全球经济复苏的质疑。
2月22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4000多名飞行员罢工，当日近半数航班停飞，万余乘客滞留机场。次日，法国戴高乐机场和奥地利机场空管人员等也开始为期5天的罢工。同时英航空乘也投票支持罢工。尽管具体原因各异，但欧洲航空业大罢工集中折射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后金融危机时期欧洲公众对全球化的恐惧、对东扩的质疑、对一体化前途和个人生活前景的忧虑，也凸现了劳资矛盾的日益尖锐。
前因后果：希腊债务危机的前世今生
作为欧元区的外围国家，希腊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构成了危机爆发的前因后果。
首先，希腊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超标问题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在不同成员国引进单一货币欧元，推动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欧盟推出了欧元趋同标准，规定了缩小区内各国金融领域差异的通胀、长期利率、汇率和公共赤字以及债务5项标准，后又以《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此财政纪律给予确立。因此，未能达标的希腊没能成为1999年成立的欧元区的初始成员。但是，入围心切的希腊随后在2001年前后，通过与高盛公司联手操作，由后者运用货币互换等金融创新手段和融资安排，变相重组和隐瞒了债务，加上欧元区国家当时或许存在的“善意忽视”，最终顺利达标，跻身欧元区。
其次，希腊在欧元区尤其是老欧盟国家中堪称“发展中国家”，属于欧元区的短板。2008年希腊人均收入在老欧盟15国中仅高于葡萄牙；工业基础薄弱，倚重旅游等行业，经常项目连年赤字，其国民经济易受到外部危机等冲击，劳动生产率也长期慢于收入的增长。希腊老龄化率高达18.6%，失业率一直在10%左右居高不下，导致其养老金、失业金等社会福利支出负担过重；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国内灰色经济规模相当于GDP的30%—40%，可谓穷国富民；再加上过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管理混乱的养老金体系，使得财政早已不堪重负。2001年至今，其年均公共债务为99.2%，远高于欧元区同期69%的平均水平。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引入的大量财政刺激举措，更是扩大了原本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成为致命一击。
最后，金融市场投机者盯住了作为欧元区的短板且偿债能力空虚的希腊，投机炒作。就拿高盛来说，不仅当年从互换交易中赚取了3亿美元的不菲佣金，还欲利用掉期沽空获益；因此，随着当年通过互换、交由其打理的债务行将到期，高盛存在着故意诱导市场看空希腊政府的偿债信誉，以期从中渔利的嫌疑。
步履蹒跚：后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表现和突出问题
希腊债务危机无疑只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经济社会诸多问题中较为显著的一个。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问题多多，突出表现在：
一是欧洲经济总体衰退严重，复苏乏力，且各国发展参差不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9年欧盟经济下滑4.0%，衰退幅度超过美国。尽管预计今年欧元区及欧盟将结束负增长，但还是被其主要竞争对手抛在后面。欧盟各成员国的复苏态势也大相径庭。根据最新数据，卢森堡、斯洛伐克、立陶宛等国复苏态势较好；而以德、法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在上半年经济有所回暖基础上继续保持微弱增长势头；列后的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匈牙利，以及希腊、英国和西班牙等老欧洲国家。后危机时期欧盟内部经济差异越来越显著。
二是问题突出，隐患普遍。其一，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普遍超标。欧盟委员会报告表明，欧元区2009年政府预算赤字已经膨胀到6.4%。若现行政策不变，今年欧元区近一半国家公共财政存在无法持续的风险。其二，失业率居高不下。今年1月份欧元区平均失业率已达10%，拉脱维亚失业率超过了20%，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且有继续恶化的态势。
三是欧盟经济政策协调遭遇两难选择。如何应对后危机时代欧洲经济纷繁复杂的现状，委实是个难题。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迟迟未见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本身就反映了个中尴尬：一方面，如果坐视希腊主权信用丧失，可能累及其他各国；另一方面，如果过早应允贸然相救，极易造成道德风险，不利于希腊本身的治标治本、严守趋同标准。而面对目前区内复苏步伐不一的国家，欧洲央行也身陷决策泥沼。如欧洲央行继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则德、法等逐渐回归正常经济运行的国家，有可能出现严重通胀甚至滞胀；而现在立即实施退出刺激政策，则可能使希腊等国难以步出危机，进而累及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回暖。
近忧远虑：欧洲当今经济社会现状的综合成因
欧洲在危机中后期所表现出来的上述问题，是长期制度性、结构性缺陷和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冲击等现实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大多数欧洲国家长期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形成了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核心、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依托的福利国家模式。欧盟目前平均社会福利开支已近GDP的30%，远高于美国(16.3%）和日本（19.1%）。高昂的福利费用不仅扩大了公共支出，推高了公共债务水平，也造成高税收和高成本,使其在全球化竞争中渐失区位优势。同时还挤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创新乏力、经济增长缓慢；过度的福利待遇还消磨了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进取精神，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工作倦怠。由于长期的工人运动传统熏陶，欧洲模式在理念上更倾向于将劳动力与资本视为平等的生产要素，以工会为代表的劳工势力在企业决策中力量强大，在制约资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力市场长期僵化和失业率居高不下。
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开放的进展过程，无论是深化还是扩大远非完善，主权让渡的有限性、协调机制的不完备加大了应对冲击时的调节难度。从欧洲一体化的扩大来看，2004年以来欧盟迅速东扩，纳入了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12个中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降低了老成员国一体化的深化速度，且无论是危机前的帮助转型还是危机中的出手相救，均代价不菲。在经济上，被迫按发展水平实施“多速欧洲”战略（即允许成员国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实施核心和外围国家分步走），这更加大了欧盟层面的协调难度。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来看，尽管以单一货币为标志的经货联盟的建立和运行使经济一体化取得了巨大成就，《里斯本条约》的签署无疑重启深化进程，但政治一体化程度的限制和现有货币制度安排缺乏财政政策配合的软肋仍然明显，其背后则是各国主权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
欧洲经货联盟中货币一体化的最大软肋在于，货币主权和财政主权分属管辖范围、目标不一的欧洲央行和各成员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冲突和错配的概率极大，两个主体执行效率均受损失。对欧元区国家来说，其首要目标是本国经济景气。在向欧洲央行让渡了货币主权后，形成政策跛脚，尤其是在遭受外来冲击时无法独立使用汇率政策等来应对，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容易造成赤字和债务负担普遍超标，危机刺激政策使债务更加凸显。后危机时代如何通过增税减支等来平衡巨额赤字和债务，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对欧洲央行来说，其单一目标是平抑通胀、维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非各国的经济景气，尤其是当各国经济景气状况不一致，实施单一货币政策的欧洲央行不免首尾难顾。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新兴国家的崛起，使欧洲倍感失落。加之社会福利的刚性特征、民粹主义传统以及反全球化和抵制欧盟扩大的思潮、极端政党的影响，也使欧洲社会改革步履维艰，容易激发社会对立和动荡。
当然，危机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机遇和希望。希腊债务危机不会轻易演变成灾难。一是今年到期的债务规模约数百亿欧元，并不太大，政府宣布的自救措施和民众的高调示威都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和表现。二是鉴于主权债务涉及欧元的信誉、欧元区和一体化深化前途甚至全球复苏大局，德、法等欧盟核心国家总会以相应方式出手相救。
从长远来看，债务危机迫使欧盟国家反思和探索深层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不久前通过的《里斯本条约》，终止了前段因东扩带来的一体化停滞。欧盟还需发扬妥协精神，推动财政政策的趋同和诸如欧洲货币基金等危机应对协调机制的建立，继续改革福利制度，增强劳工市场灵活性，发挥其在绿色科研、经济领域的创新优势。欧盟经济步出危机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前景可期。（作者：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