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经过一系列艰难的结构性改革与机制重建，欧洲经济亮色初现，但成员国间竞争力差异扩大，外部环境动荡，使其复苏和转型步伐依然蹒跚。在此背景下，摈弃贸易保护主义，营造开放的经贸环境，对于推动欧洲经济转型和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欧洲经济亮色初现，乍暖还寒

当前，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欧洲经济亮色初现，似已触底。首先，导致希腊等问题国家可能破产和退出欧元区的“病危”警报基本解除。其次，多项经济指标趋于好转。欧盟和欧元区工业产出4月份环比分别上升0.3%和0.4%，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货物贸易1至4月份分别实现顺差97亿和423亿欧元；财政赤字连续第三年下降，赤字率已开始接近3%的目标。最后，市场信心逐渐恢复。欧元区和欧盟6月份经济景气指数分别为91.3和92.6，均创年内最高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呈显著改善态势。

但是，目前欧洲经济仍未完全从二次探底的深度衰退中走出。一是失业率屡破纪录，成头号难题。欧盟和欧元区4月份失业率分别达到创纪录的11%和12.2%。二是经济萎缩，复苏乏力。欧委会一季度再次下调今年欧盟和欧元区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分别为-0.1%和-0.4%。三是公共债务仍居高难下。2012年欧盟和欧元区平均政府债务分别升至85.3%和90.6%，远超60%的债务上限。四是不仅外围南欧诸国经济持续不振，而且核心国家如荷兰、法国等也深受拖累。

欧洲经济转型复苏：支撑与阻碍并存

自2010年5月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首个援救希腊方案始，一系列短、中、长期改革举措和治理机制相继出台。结构性改革与机制创新提升了欧洲一体化程度，为经济进一步复苏与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在危机催逼下，欧盟各国也逐渐认识到，妥协合作是唯一出路。近期，欧盟同意放宽法国、西班牙等国达到赤字目标的期限。尽管如此，欧洲经济转型和复苏仍然面临一系列内部阻碍和外部挑战。

首先，危机使欧盟和欧元区内部（尤其是核心与外围国家间）经济竞争力差距扩大。去年，拉脱维亚经济增长率最高（5.6%），希腊最低（-6.4%）；西班牙失业率最高，达25%，奥地利最低，仅4.3%。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芬兰、德国与罗马尼亚、希腊分别位列第3、6和78、96位。各国实力悬殊加大了调节难度和复苏进度。

其次，危机加剧了“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冲突，“大（成员）国小（欧）盟”现象凸显，欧委会等机构地位普遍下降，德国等愈发举足轻重。英国首相卡梅伦公开提出要就英国是否“脱欧”进行公投。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脱欧”倾向和民族排外情绪，欧洲一体化有从“多速欧洲”蜕变成“多层欧洲”的风险。

同时，精英和大众认同差距扩大，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泛滥。在意大利，蒙蒂政府因改革触动了民众福利待遇等而黯然下台。在法国，民意压力之下，奥朗德政府被迫取消前任萨科齐政府历经艰辛达成的将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至62岁的决定。在德国，默克尔政府宁愿在处理塞浦路斯债务危机时开“抢劫储户”之先河，也不愿在大选前得罪德国民众。这一方面反映出政治家难脱民意的掣肘和选举的裹挟，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现今欧洲福利制度改革的艰难。

欧盟成员国间相互认同差距加大，具体表现为各自为己的考虑和博弈。当下最为突出的是“紧缩”与“刺激”政策之争。以德国、荷兰和北欧诸国等领衔的核心国家，要求外围国家实行紧缩政策；外围国家则指责核心国家“为富不仁”。

第三，业已形成的改革机制和蓝图如“财政契约”、“银行联盟”等如何真正落实，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如何填平，这些问题涉及长期主权让渡和短期相互协调，都不是轻易能解决的事情。改革转型需要有魄力的政治家，而当下面对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欧洲一些政要表现犹豫、应对无方，致使民意彷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疑欧思潮泛滥，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欧洲经济外部环境也存在诸多不利或不确定性因素。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全球治理新秩序仍未完全建立。多哈回合谈判陷于停滞，欧盟要完成与美、日的双边自贸区谈判也将耗费时日。美、欧“再工业化”政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冲和竞争，美国经济复苏也会吸引大量资金回流，可能打乱欧洲复苏节奏。日本安倍政府施行扩张性的“安倍经济学”，日元对欧元大幅贬值，对具有产业和出口同质性的德国等国造成巨大威胁。

开放的经贸环境：欧洲经济复苏重要驱动力

欧债危机中，欧盟以外的市场日益成为拉动欧盟复苏的重要驱动力。从出口来看，2010年，欧盟对区域外的出口增长了22.9%，远远高于区域内出口增长15.6%的水平，其中对新兴国家出口更是涨幅惊人，对巴西、中国出口增长分别达到44.6%和37.2%。从投资来看，2008年到2011年，在内部需求下跌的同时，欧盟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增幅达50%。事实证明，当欧盟本身经济复苏乏力之际，开放的经贸环境是欧盟经济企稳和复苏的基本条件和重要驱动力。

迅速发展的经贸合作使中欧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欧盟连续多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和技术提供方，累计占中国技术引进总额的一半左右。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对欧投资增速喜人。截至2011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存量约200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约5万个。吉利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堪称中欧投资合作的典范，仅吉利收购沃尔沃就为欧洲保住了1.6万个就业机会，这对困难中的欧洲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约5000亿美元，对欧洲来讲，这意味着无穷的商机。中国正在加快推进的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需要大量引进欧洲的经验和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金融服务、医疗和社保等重点领域是欧洲所长，欧洲可以大有作为。中瑞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堪称互利合作的榜样。

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对华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有所增加，经贸诉求渐增。但是，在产业分工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损人又不利己，改革创新才是正途。以欧委会对华光伏产品“双反案”为例。6月4日，欧委会宣布对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分阶段征收临时反倾销税，遭到包括德国、英国和荷兰等2/3欧盟成员国及欧洲平价太阳能联盟强烈反对。据瑞士巴塞尔预测研究所估计，如欧委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税率达60%，则3年内因中国产品退出引发的光伏产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及欧洲上游供货企业受损，将导致欧盟失去近24.2万就业岗位，损失270亿美元“附加值”。“双反案”也将使中国企业遭受损失，结果是两败俱伤。欧方应审时度势，通过谈判磋商解决争端，营造开放的贸易环境，为其进一步复苏提供动力。（摘自《求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