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5日下午，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30期暨“东亚经济圆桌”顺利进行。陈建安教授、程大中教授、袁堂军教授以及何喜有副教授作为在东亚经济研究方面的杰出学者，向大家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报告。报告会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首先是陈建安教授所做的“中日韩FTA谈判：瓶颈及战略调整”报告。他提出自上世纪以来中日韩三国就已经有意愿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然而，由于三个国家在关税减让、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使得三国政府持有不同的立场，难以推进。陈建安教授认为，谈判的症结并不在经济问题，而在于政治和国家关系的问题，例如政治上互相不信任、战略考虑上的差异、农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劣势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及外交上的利己主义等等。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应该更多的向政治和外交手段上考虑，例如三国应更多的考量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的综合平衡，将竞争力丧失的企业转移到别国，企业采取产业链的进一步配置等等。当然，这些战略很难自发地、迅速地完成，可以预想，中日韩FTA谈判将旷日持久。

　　接下来是袁堂军教授的报告，题为“日本泡沫经济：对我国的启示”。袁教授提出中国最近有三个日本化倾向：民众消费产品、消费观念和国家政策的日本化，因此研究日本泡沫经济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提出，日本泡沫破灭的原因在于：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资产价值狂飙，设备投资增加；企业为回避贸易壁垒、成本上升，在1980年代开始向外扩张；国内资产大量涌入不动产；巨大顺差黑字，加上政府的宽松政策，流动性过剩；股价飙升，企业陷入投机等等。供给侧改革论成为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主流，也引发了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袁教授认为，日本供给端的问题在于：低端行业的生产向外转移，政府刺激难以弥补；中小企业面临金融瓶颈；大企业演变为僵尸企业。供给端的问题造成了制造业的退出效果为负，不能优胜劣汰，资源配置低下；生产性服务业的TFP低下，对信息通讯技术投资迟缓。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当前中国值得借鉴的。

　　接着，何喜有副教授就“中韩FTA形势下的中国对韩投资”进行了报告。2015年12月20日，中韩FTA生效；中国对韩国的FDI持续增长，截至2014年连续全球第三，但从绝对量上看，中韩相互投资严重不对称，韩国希望吸引中国投资。他考察了中国对韩投资的结构和趋势，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小额投资（1989-1998）、快速发展（1999-2005）、徘徊回升（2006-）。他认为，未来中国对韩国投资应避“实”就“虚”，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韩国虽然资源缺乏、要素成本高、国内市场小，但作为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其传统企业的技术优势和新经济领域尤其是创意产业领域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具有独特吸引力。中国未来对韩国的投资模式应多考虑“窗口型”投资、“跳板式”投资和“研发式”投资。

　　最后，程大中教授作了关于“中国与哪些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程度更高？”的报告。UNCATD报告指出，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正相关。因此他试图通过统计观察，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到底与哪些国家的关联程度更高，从而能够使得中国的收入水平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主要考察了经济体的外来附加值（FC）与实际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发现大部分行业都呈现正相关，而考察中国和相关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与相关经济体人均GDP水平的相关系数时发现，无论是上游和下游，收入水平越高，中国和其价值链关联程度越高；相对于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关系，中国与高收入发达经济的价值链关联关系更强；即使在全部东亚经济当中，中国也倾向于与较高收入的国家有更强的价值链关联。事实上，中国在下游，显示的是他国的收入优势；中国在上游，显示出的是我国的成本优势，因此程教授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强与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对我国发展更有好处。

　　四位教授报告完后，唐东波副教授和谢一青博士作了精彩的点评和延伸性的讨论。对日本经济非常熟悉的孙立坚教授，与四位报告者有深入和热烈的互动。唐朱昌教授、干杏娣教授、田素华教授、丁纯教授、沈国兵教授、罗长远教授、刘军梅副教授、胡荣花副教授、郑辉副教授、汪思海副教授一并参与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