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3日下午1：30-4：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1期暨2017年度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校庆报告会“世界经济专题”顺利进行。本次报告会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华民教授主持。主讲嘉宾包括陈建安教授、干杏娣教授、沈国兵教授和何喜有副教授。

　　首先，陈建安教授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外风险及其规避策略”为主题做了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中包含的风险可以分为国家风险（主权风险、转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信息风险、财务风险、文化风险、管理风险）以及国际政治风险（域内政治风险等）。目前，标普、穆迪、ICRG、商业国际公司等都构建了一系列国家风险的识别因子，而主流的评估方法包括投资风险动态分析法、模型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概率分布法、敏感性分析法）等。陈老师最后介绍了构建“一带一路”风险的10个因素和数据采集方法，并提出了一些风险规避策略：在国家层面，建立家建设有效的合作机制，选择灵活的合作方式，确立规范的法律框架；在企业层面，客观准确的评估各类风险，完善企业内部风险管理体制。

　　干杏娣教授对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联动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方面，金融市场会通过融资便利效应、财富效应和规模效应来促进科创企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科创中心的建设则通过成长性效应和投资回报效应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国际经验对比，她提出了一些问题：上海如何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如何激励科技创业？如何进一步培养服务多层次科创企业的多阶段融资方式和资本市场？同时，她也指出与北京、深圳、杭州相比，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短板。上海在科创环境与文化、人才条件、金融体制等方面均未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而且金融中心高成本的环境特征与科创中心初期中低成本的需要形成严重冲突，更进一步，金融服务的无形化趋势和科创中心有形化特征也存在冲突。因此，上海依托金融中心创建科创中心的过程存在极大的挑战。

　　沈国兵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企业、行业和省级及增加值层面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一个评述”。汇率服务于不同目标，需要不同的测算方式。汇率只是一个工具，要服务于中国经济。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企业、行业、省级以及增加值层面的有效汇率的方法，他有以下几点评价：1、同一企业出口不同差异产品、不同行业的企业生产对汇率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而计算过程中却忽视了这一点；2、主体不一致，在使用加权平均计算各个层面的有效汇率时用的仍旧是国家层面的汇率，而非针对企业、行业、省级层面的特定汇率；3、目前主流的计算有效汇率的方法都是用几何加权，使用算术加权存在问题；4、忽视了不同的贸易方式对汇率反应也不相同，加工贸易由于两头在外，对汇率的反应更敏感。因此，沈老师认为，这种在微观环境下计算有效汇率的方法还是存在相当问题的。

　　何喜有副教授报告了“萨德部署与中韩经济关系”。他回顾了中韩关系的演进过程：睦邻友好（1992-1997）、合作伙伴（1998-2002）、全面合作伙伴（2003-2007）、战略合作伙伴（2008至今）。2015年底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本来是中韩关系的积极转折点。中韩两国正在诸多方面逐步对接：中国“一带一路”与韩国“欧亚倡议”的对接、“中国制造2025”与韩国“制造业革新3.0”战略的对接、中国“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与韩国的创新型经济的对接。2016年，韩国开始在本土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给韩国的旅游业、航空业、酒店业以及在华的零售业、制造业、服务业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仍旧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对华出口连续5个月呈现增势；韩国对华投资在中国的外资流入中占重要地位。韩国的新任总统文在寅对萨德的态度相对谨慎，因此何老师对中韩关系的未来发展还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最后，华民教授对各位主讲嘉宾的发言做了几点总结：1、从纯经济的角度，“一带一路”会带来福利损失，中国以前采取的是低运费、高市场份额的方式，而“一带一路”则是高运费、低市场份额方式，这必然会带来福利损失。而如果将其作为一个开发项目，由一个主权国家是很难推行的；2、中国针对萨德事件的制裁是必然无效的，因为任何的短期制裁在长期都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发现表面上都在抵制，实际上还是在大量采购；3、科创中心是大学、天使投资、企业家精神、政府这些要素组合的结果，而在目前的上海这些要素并不完全满足。如果不进行深入改革，建立科创中心可能只是空谈。

（由刘锐锋硕士研究生记录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