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5日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203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厦门大学贺骋远助理教授受邀作了题为“Incomplete 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he U.S.-China Trade Dispute”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赵腾宇讲师主持。

贺老师围绕“企业层面关税传导的不完全性：基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证据”展开深入讨论。首先，他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动机，指出2018-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期间，双方对彼此的进口商品平均征收了约17%的关税，影响贸易额约达4500亿美元。以往研究发现，在产品-国家层面，关税传导是完全的，即进口价格会完全反映关税的变化。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未能解释不同企业在面对关税上调时表现出的价格调整策略。因此，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探讨企业层面上关税传导是否存在不完全性，并进一步分析如何将这种微观层面的异质性与宏观层面上观察到的完全传导现象加以统一与解释。

随后，贺老师介绍了研究的理论框架。他提出，关税传导不仅取决于关税本身，还受到进口商与供应商之间的议价能力、市场竞争结构以及固定进口成本的影响。研究建立了一个进口商模型，强调了三种关键机制：（1）当进口商与供应商之间的贸易关系较为固定时，关税成本将在双方之间分摊；（2）规模较大的进口商通常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在关税上调之前便已压低供应商报价，因此关税上升后，供应商难以进一步降低其价格加成（markup），导致大型企业更可能呈现出完全的关税传导；（3）此外，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克服固定的进口成本，使其在关税上升后更有能力建立新的贸易关系，从而使新形成的关系呈现出更强的关税传导效应。该模型能够解释为何在企业层面观察到不完全的关税传导现象，同时又与宏观层面所呈现的完全传导现象相一致，而新建立的贸易关系边际则构成了连接微观异质性与宏观现象之间的重要桥梁。

接着，贺老师详细介绍了实证研究的设计。文章使用了美国长期企业贸易交易数据库（LFTTD）和美国长期商业数据库（LBD），在企业-产品-国家层面分析了进口价格、进口数量及关税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发现整体而言，在产品-国家层面，关税传导是完全的，但在企业层面上并不完全，尤其是对于那些保持长期固定贸易关系的企业。此外，研究表明，大型进口商在关税传导过程中展现出更高的议价能力，使得其进口价格调整程度高于小型进口商。为了进一步验证因果关系，研究采用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包括不同的固定效应、分时段分析以及去除特定行业（如钢铁和纺织品）的敏感性测试，结果均支持核心结论。

随后，贺老师探讨了企业在进口调整中的具体机制。他分析了进口企业如何通过两种方式调整进口策略：（1）贸易强度边际调整（intensive margin adjustment），即调整单个进口商的进口数量或进口份额再分配；（2）贸易广延边际调整（extensive margin adjustment），即增加或终止与某些供应商的贸易关系。研究发现，在关税上调后，较小的进口商更倾向于退出市场，而较大的进口商则更容易维持甚至扩大市场份额。此外，新的贸易关系往往伴随更高的进口价格，这表明市场份额的再分配在整体关税传导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后，贺老师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发现：1. 在产品-国家层面，关税传导是完全的，但对于那些保持长期固定贸易关系的企业，关税传导是不完全的。2. 大型进口商通常表现出更完全的关税传导，而小型进口商的进口价格上涨幅度更小。关税上调后，市场份额向大型企业集中，小企业更容易退出市场，导致小企业的平均进口价格上涨较少。3. 市场结构、贸易关系和供应商定价策略共同决定了企业层面的关税传导模式。

本研究为关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说明了在评估关税对经济的影响时，仅考虑产品-国家层面的平均效应可能会高估整体经济损失，因为未能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及市场份额的再分配效应。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设计贸易政策时，应关注企业层面的微观反应，以避免过度估计关税带来的负面冲击。

樊海潮教授、孙立坚教授、赵腾宇讲师以及多位在读博士参加并全程聆听了学术报告。最后，报告会在大家的热烈交流和研讨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