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日下午1：30-3：3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58期暨“东亚经济圆桌”第2期“亚洲金融危机20年：东亚经济结构改革的迷途与出路”顺利进行。复旦大学三位从事东亚经济研究的资深和杰出学者陈建安教授、袁堂军教授和何喜有副教授分别围绕东亚产业政策、亚洲分工生产网络与韩国经济主题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程大中教授和李志远副教授作为评论人带领大家就东亚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陈建安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东亚产业政策的作用及局限性”。陈老师从产业政策体系及政策配套工具开始展开今天的报告。紧接着，陈老师分别梳理了东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的市场特征、产业政策取向以及政策效果，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或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建议政府逐渐放松政策规制，促进市场有效竞争。最后，陈老师通过分析产业政策的局限性，总结了来自东亚国家的启示。他认为制度和意识的创新是经济长期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成不变的制度和意识会积累体制的负效果，当这种负效果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抑制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后发国来说，“政府主导”的制度成本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上升，当制度成本超过制度收益的时候，便是改变该发展模式的最佳时期。

　　袁堂军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外部冲击与亚洲分工生产网络”。袁老师首先指出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危机的冲击下，亚洲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安定性和可塑性，尽管来自区域外的需求缩小，并对区域内的零部件中间品贸易产生了波及影响，但危机后恢复的速度也令人瞩目。接着，袁老师谈到由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过去20年东亚国家形成了“三角贸易结构”。 并进一步指出中日韩三国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中承担不同角色，而价值链分工对三国带来不同难题，中国与韩国虽受益于中间品贸易繁荣，但难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日本虽在企业创造力上略胜一筹，但面临产业空心化引致的就业问题。最后，袁老师总结道：价值链分工使得端点集聚现象产生，部分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东亚各国需要在从“开放式模块化制造结构”到“非开放式定制制造方式”之间，进行结构调整和定位。而调整是否顺利，则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

　　何喜有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的韩国经济结构调整”。何老师首先指出：近来韩国内外交困，经济形势暗淡，前景备受关注。此次报告旨在通过考察韩国经济素质，分析该国如何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评估调整效果。接下来，何老师分别从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及朴槿惠五位总统的执政背景、举措以及成效详细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结合各位总统执政主张与韩国当前出口下滑现状，何老师认为韩国经济存在双集中的结构问题：一方面重点产业过于集中，另一方面在主导产业中，大型财阀企业占据绝大多数份额。过度的“双集中”结构，使得韩国经济呈现出脆弱性， 一旦一个产业甚至一个主力企业出现问题，就易于对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为解决结构性问题，何老师建议推进共同成长战略，以缓解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两极分化；此外，稳定国外市场有利于中小企业在应用技术领域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的释放。

　　报告结束后，两位评论嘉宾分别给出了精彩点评。程大中教授指出中日韩三大经济体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内需不足与内生创新不足。储蓄过高，消费不足，必然导致对外依存度很高。而创新力不够则难以维持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解决两大难题的出路要依靠要素结构或制度结构升级。李志远副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政府规划产业政策出现众多问题，症结在于我们尚不清楚自身定位与目标，在探索路径中难免遇到障碍。此外，李老师肯定了服务链接的重要性，认为这一环节决定了模块化程度与全球化深度。

　　与会者对三位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进行了积极地交流。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唐朱昌、陈建安、范剑勇、程大中、罗长远、袁堂军、李志远、何喜有、陆寒寅、刘军梅等老师参加了学术报告。

（由经济学院硕士生伍亭记录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