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1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54期“Inflation and Innovation in a Schumpeterian Economy with North-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顺利进行。本次报告由世界经济系常务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朱智豪教授主讲。

　　朱老师这篇工作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首先，他对现有的研究通货膨胀影响研发创新、就业、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三类主要的增长模型：传统的索罗模型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自技术进步而非资本积累；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创新型增长模型。接下来，他通过国别层面的数据说明了通货膨胀与R&D之间的负向关系，无论是基于散点图、还是面板和动态面板的回归都支持这种负向相关。因此，朱老师试图从研发的角度去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接下来，朱老师构建了一个开放体系下的存在货币政策互动的南北品质阶梯模型（N-S quality-ladder model）。该模型假定：（1）美国只投资创新型R&D，而中国只投资技术转移型R&D。（2）美国的预付现金约束（a CIA constraint）会影响其创新型R&D的投资，中国的预付现金约束（a CIA constraint）则会影响其技术转移型R&D的投资。（3）两国的劳动力市场被分为两部分：生产型劳动力和研发型劳动力。（4）FDI和innovation是内生的，而模仿行为是外生的。

　　美国企业家通过创新型R&D发明的高质量中间品。这些中间品发明后先是在美国生产；然后为了追求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跨国公司的FDI转移到中国生产；最后可能会被中国本土企业模仿，从而由模仿企业生产。下一个新产品出现后，生产又回到美国。通货膨胀通过影响企业持有现金的成本，从而影响本国的创新型R&D（或转移型R&D）。

　　最后，该研究的结论：中国的通货膨胀会降低本国转移型R&D，也会影响美国的创新型R&D，这会降低中国生产型劳动力的工资，从而拉大中美的收入差距。而美国的通货膨胀会降低本国的创新型R&D，对中国的R&D影响不确定，这会降低美国研发型劳动力的工资，从而缩小中美收入差异。基于数值分析的结果发现，如果将美国的通货膨胀降到最合适的水平，会使中国的福利增加3.31%，使美国的福利增加3.28%；如果将中国的通胀降低到最合适的水平，会使中国的福利增加0.34%，使美国的福利增加0.17%。前后的福利效应相差这么大主要是因为目前创新型的R&D还是美国等OECD国家占很大比重。

　　与会者对朱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陆铭教授提出能否将中国的实际情况（资产价格的渠道）引入该研究中。中国通货膨胀高时，大量的现金会流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从而排挤其他方面的投资（包括R&D）。罗长远教授对模型中关于FDI只用于技术转移的假设给出了评论：美国对中国的FDI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开拓型的，其目的在于促销最终品，而非将中间品转移到中国生产。刘宇、刘军梅、沈国兵、干杏娣、丁纯、樊海潮、蔡晓月、程大中、何喜有、汪思海等老师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朱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由刘锐锋硕士研究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