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8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3期“国家质量声誉和出口”，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朱林可主讲，由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

　　朱林可老师这篇文章所探讨的主题是国家的质量声誉对该国出口的影响，文章的作者为叶迪与朱林可。首先，朱老师介绍了问题的研究动因。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是国际贸易中的普遍现象，因此，贸易中介在促成交易与缓解信息不对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品牌效应、ISO9000质量认证也成为衡量产品品质的重要依据。此外，“德国制造”、“中国制造”等象征一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标签，也反映国家质量声誉可能影响购买者对于产品质量的判断。基于此背景，朱老师提出假设：国家质量声誉会影响一国的出口，使其偏向于出口质量信息不对称更严重的产品。

　　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国际贸易领域关于出口质量的文献可以主要归纳为比较优势的来源、信息不对称与贸易、国家质量声誉与贸易、关于原产地效应的营销学研究等四个方向。其中，Akerlof（1970）提出，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购买者将以平均质量的预期代替对个体质量的判断。朱老师将这一结论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进一步提出，“国家质量声誉”反映了购买者对该国平均质量的预期。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创新性地提出，不同的产品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所差异，而高的“国家质量声誉”对出口的作用体现在需求与供给两个角度，一方面会提高对本国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产品的相对需求，另一方面，降低本国出口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产品的相对成本。

　　在实证检验前，朱老师介绍了本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变量的度量方法。Cage和Rouzet（2015）提出，购买者的信念是基于自身的购买经验或其他购买者的口碑形成的，在均衡时，购买者对平均质量的信念与实际的平均质量相等。因此，文章采用Feenstra和Romalis（2014）估计的国家质量指数作为出口国平均质量的度量。此外，文章借鉴了Tang 和 Zhang（2014）的研究方法，采用广告占营业额的比重度量产品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采用Nelson（1970）经验品与搜索品的商品分类标准作为稳健性检验中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度量指标。

　　实证检验阶段，朱老师构建了一国出口产品的总价值关于该产品信息不对称程度与该国当年出口产品质量指数的OLS回归模型，控制了可能与国家质量相关的因素，并额外计算了不包含中国的样本情况。基于一系列计量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本文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国家质量声誉比较优势的确存在，且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程度与文献中关注的其他比较优势同样重要。（2）对于中国而言，本文的启示是，在转变产业结构、提升产品技术水平的同时，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是提升我国出口结构的必要举措。

　　最后，朱老师表示，当前的报告还仅是初步的研究结果，下一步的研究或将基于DID模型，探讨中国毒奶粉事件对于中国国家声誉的变化的影响。此外之后仍期待在国家质量声誉的角度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朱老师的研究角度新颖，引发了与会师生的热烈讨论。沈国兵老师指出，国家质量声誉的度量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指标，如代表一国法制透明度的国家透明度指数等，可以尝试从制度质量的角度选择其他的指标进行辅助。唐东波老师提出，文章借鉴了使用出口国平均质量衡量国家质量声誉的方法，但作为文章的重要变量，出口国平均质量的具体测算方法在文中可以有更清晰的解释。华民老师提出，国家声誉质量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存量，基于以往的长期数据，很难有显著变化。但以韩国的三星品牌为例，国家声誉的提升却可以诞生于新的领域，在增量可以有显著影响。因此，文章不妨对国家声誉质量的具体机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改变国家声誉究竟应靠技术赶超还是对于新领域的探索等，也许可以对许多现实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做出较好的解释。

　　华民教授、陈建安教授、孙立坚教授、程大中教授、范剑勇教授、沈国兵教授、何喜有副教授、刘军梅副教授、唐东波副教授、李志远副教授、樊海潮副教授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朱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左旭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