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2日下午14：00-15：3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5期“Measuring
Ambiguity Attitudes for All (Natural) Events”，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黄振兴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黄振兴老师的研究领域包括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本次报告的主题则是基于实验来测量自然事件下人们对于模糊性的态度。报告开篇，黄老师首先对“模糊性”这一概念做出了简要解释。1961年，Danial
Ellsberg在其著作《Risk,
Ambiguity and Decision》中详细区分了风险与模糊性的概念：风险是指事件中的不确定性有明确的概率，而模糊性则表示事件的不确定性无法通过明确的概率来描述。
在对模糊性的概念进一步的阐释中，黄老师引入了一个直观的例子：若有A、B两个罐子，每个罐子中装有十个球，A罐子中球的颜色为五蓝五红，而B罐子中红色球与蓝色球的数量则不确定。如果给定一场赌博，可以在两个罐子中选择其一并从中随机抽取一个球，赌该球的颜色是蓝色还是红色，显然人们选择颜色的偏好对于两个罐子而言都没有区别，反映了主观信念的一致。而两个罐子的区别主要在于，A罐子两种颜色的概率是确定的，B则不是。如果人们倾向于选择A罐子进行赌博，表明在主观信念一致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去赌那些有明确概率的事件——这种行为被称为模糊性厌恶，反之则称为模糊性偏好。
接着，黄老师联系实际说明模糊性概念的重要性。例如，去赌场赌Black Jack等具有确定性规则的游戏，显然意味着确定性概率的收益或损失。若上升到复杂程度更高的投资，则需要根据一些模型来帮助做出判断。而如果涉及到更复杂的事件，如爱情或婚姻，这些决策则几乎没有确定的模型。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决策包含了确定性概率的不确定性事件与不确定性概率的不确定性事件，因此，研究在模糊性的状态下做决策的决策模式对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意义。
然而仅通过在两个事件中做出的选择并不能代表对模糊性的态度，因为决策也可能取决于主观信念的不同。所以能否较好的控制主观信念，决定了实验能否准确地反映模糊性态度。大多数对于模糊性的测量使用的主要是人工事件，即通过人为制造一种对称性诱导出主观概率，由此测出对模糊性的偏好或是厌恶。但Camerer
& Weber等研究者都强调在模糊性测量中应使用自然事件，并在实验中控制主观信念。但当前使用的控制方法也表现出明显的缺点，如反映的并非显示性偏好、测量方法和数据处理过程复杂，以及对于效用的设定本身造成了很大限制等。因此，使用自然事件进行模糊性态度测试的研究始终停滞不前。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黄老师的提出的基于自然事件的模糊性态度测试方法则较好地弥补了这种空缺。
接下来，黄老师通过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他提出的测试方法的思路，其主要策略在于运用群体数据来控制主观信念。首先，黄老师引入了实验中所使用的重要概念“匹配概率”，定义为当理性测试者在确定性概率的赌博与不确定性概率的赌博中进行选择时，其选择改变的转换点所对应的概率，意味着在这一概率下选择两种赌博没有差别。若应用于现实生活，这一概率显然反映了人们对于投资选择的偏好。然而，匹配概率不仅包含模糊性偏好，还受主观信念差异的影响，因此，实验中的做法是，通过假设两个主观概率之和为1的互斥事件，将自然事件切割成两部分（如事件A：上海明天的气温大于5摄氏度，与事件B：上海明天的气温小于或等于5摄氏度），并由此得到两个事件的匹配概率之和。若该值大于1，则反映受试者偏好模糊性；若小于1，则厌恶模糊性；等于1，则受试者对模糊性的态度为中性。在实践中，黄老师使用了阿姆斯特丹指数的变化这一自然事件，并将该事件切割为3个部分（涨幅高于2%，跌幅低于3%，或变化幅度在-3%至2%之间），且引入了复合事件概率，以尽量减少偏差。
基于以上实验思路，黄老师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定义了模糊性厌恶指数，该指数反映了受试者对总体模糊性的厌恶程度。但许多实证分析发现，人们对模糊性的态度除了基本趋势之外，也取决于主观概率的大小，即对模糊性的厌恶程度随着概率的放大而有所增加。研究者将此定义为“对可能性的不敏感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敏感度与一个人的思维力、思维水平相关，表现出一个人能够明确区分不同可能性的能力。如果区分力低，即不敏感度很高，那么测试者很可能直接将实验中的概率判断为50%。而区分力高，则不敏感度很低，如基金投资经理，就需要这种敏锐捕捉市场投资概率的能力。
通过预测试对受试者理解题意进行训练后，在给定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模糊性态度测量的实验，黄老师最终得到的结论为：时间压力不会影响人们总体的模糊性态度，但时间压力对受试者对可能性的敏感度影响则非常明显，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不敏感度会变高，受试者倾向于认为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是50%。该结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体现为，交易员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与时间充裕时的决策相反。
最后，黄老师介绍了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未来可能的延伸方向，主要希望在控制实验时间的情况下，尽力提高实验的有效性和精确性，并分享了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
报告后，在座老师纷纷表示黄老师的研究立意新颖，且具有广泛应用的现实意义。樊潇彦老师提出，在匹配的概率的确定中，改变确定性概率的分布频率是否会造成测量结果的显著差异。黄老师表示，目前的研究中证实了这种测试方法的可行性，改变概率分布频率进行精确度的比较分析仍在下一步尚待实践的研究计划中。葛劲峰老师指出，一方面，受试者对实验概率进行判断的思维过程也是一种成本，需要在实验中加以考虑；另外，对自然事件进行划分时可能存在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过小的极端情况，且此处的极端难以清晰地界定，或许会对实验结果造成一定影响。黄老师表示，目前的结论是，不是太极端的情况下影响都不大，但在此问题上仍将有进一步地探讨。
陈建安教授、干杏娣教授、田素华教授、程大中教授、沈国兵教授、樊海潮副教授、李婷博士、葛劲峰博士、樊潇彦博士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黄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左旭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