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简报】“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7期:How globalization affect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frim? Evidence from China’s SOE reform
发布时间:2017-11-06 浏览次数:
  2017年10月17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7期“How globalization affect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frim? Evidence from China’s SOE reform”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系主任林发勤副教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林老师这篇工作论文所探讨的主题是开放经济对国企分权改革的影响。首先,林老师介绍了文章的背景和研究动机。Marin and Thierry (2003)与Guadalupe and Wulf (2009)提到,开放经济下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竞争加剧似乎更有利于分权管理的企业。在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践中,权利的下放是提高国企绩效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平均关税率也随开放而明显降低,因而国家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口号。基于此背景,本文对中国国有企业在2001年加入WTO后的关税大幅削减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却出乎意料:全球化反而阻碍了国企权利的下放,具体表现为,税率降低一个标准偏差点,约使国有企业分权的决策减少8.1%,这一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

  为探究这一发现背后的依据,林老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针对国企改革,林老师提出了两点假设:(1)国企的民营化改革始于加入WTO之前,而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则对政府关于国企民营化/分权化的决策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2)民营化/分权化是政府唯一的改革决策,其他的改革形势不纳入研究范围。

  基于这一假设,林老师回顾了过往的相关研究。贸易自由化通常会带来两类效应:更激烈的竞争和更易获取的技术信息。Acemoglu, Aghion, Lelarge, Van Reenen, and Zilibotti (2007)提出了信息效应,即可获取的公共信息增加可能更有利于集权化管理。如果信息效应强于竞争效应,那么贸易自由化就会阻碍企业的分权化管理。林老师接下来从国企的分权化、贸易自由化的利弊、国企改革等三方面对以往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

  进一步的,林老师从理论回归至现实,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经验进行了回顾。1978-1996年,国有企业实施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等一轮改革,在此期间,国企产出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与此同时,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也逐渐下降。这样的现实迫使中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启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其中重要手段之一即为下放国有企业以提高效率。因此,许多国有企业在那时通过私有化、下放给下级政府等方式进行了分散与重组。中国的国有企业权力下放与西方私营企业的分权管理有着共同的特点:(1)接管国企的下级政府目标是追求高增长率与税收收入;(2)下级政府在权力下放后有了决策权,制定与国企经营相关的决策。
  实证研究部分,林老师采用了DID模型。模型在企业层面控制了一些影响权利下放的时间变量(如企业的年限、规模),企业重要性(通过企业的增加值份额衡量)及税率,并纳入了对国有企业的估算补贴,以控制国家政策改革带来的混淆效应。在部门层面,模型采用了反映竞争程度的赫芬达尔指数(HHI Index),并控制了行业的国有资本份额。在国有企业的两种定义方式中,文章采用了依据企业注册资本国有份额的定义方法,并将企业划分为中央、省、市、县和县级以下五个等级。数据主要来源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年度调查(ASIF)、世界综合贸易方案(WITS)数据库、海关的交易数据等,共包含12439个国有企业样本。
  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符合中国国企改革实践中“抓大放小”的原则,并有相当的显著性。即,规模越大的企业,国有化程度越高的企业,权利下放则越困难,这也与此前Huang et al. (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而竞争程度则对国企权利下放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也与理论相符。林老师接下来添加了政府期望效应的控制变量,并使用了Topalova (2010)的方法取代了内生项。基于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关税削减会增加国有企业的集权程度。此前Acemoglu et al. (2007)的研究模型中已说明,随着特定技术公开信息的增加,集中化发展的组织形式将是企业的首选。因此,贸易自由化的对国企改革的影响则取决于竞争效应与信息效应中哪一种占据主导地位。最后,基于对产业HHI指数的分析,林老师得出结论: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国企分权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背后的驱动力在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信息共享效应远大于竞争效应。


  报告后,与会者对林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华民教授指出,本文的实证结果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事实相符,但解读中国经济“开放促改革”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清晰的机制分析。此外,可以进一步考虑将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相区分来进一步研究。干杏娣、田素华、沈国兵、罗长远、唐东波老师也针对林老师的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华民、干杏娣、田素华、沈国兵、罗长远、樊海潮、唐东波、潘宁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林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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