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4日下午13：30-15：00，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8期“什么样的国家会成为全球FDI中心？——基于经济复杂度的解释”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田素华教授主讲，由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
田老师首先从文章的选题背景切入。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积极利用外资（IFDI）到对外直接投资（OFDI）蓬勃发展，目前FDI的双向流动实现均衡。从FDI的流动来看，长期大规模单方向流入，会引起东道国经济过热、产能过剩；而大规模持续流出则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信心丧失和产业空心化等严重后果。本文研究的全球FDI中心，即是在全球FDI的双向流动中相对规模和持久性均名列前茅的国家，它们引领着全球投资规则。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田老师发现，FDI流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1）单独解释IFDI或OFDI发展的动因；（2）研究FDI流入和FDI流出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3）基于企业微观行为和国别宏观数据，研究IFDI和OFDI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国家面板数据为基础，试通过构建FDI流入与FDI流出均衡关系指数，使用经济复杂度刻画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
接下来，田老师将历史事实与数据相结合，向大家介绍了全球FDI中心的若干特征。基于UNCTAD近十年的相关数据，文章将经济体IFDI与OFDI流量排名与其所占权重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算法进行评分。数据反映出如下特征事实：（1）对外直接投资波动剧烈；（2）IFDI与OFDI都较集中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且OFDI比IFDI更加集中；（3）从区域结构上看，IFDI与OFDI主要集中于美欧等发达国家。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田老师通过经典理论来构建经济复杂度与双向FDI均衡发展的理论逻辑。（1）IDP理论：邓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球FDI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五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一国对外净投资先下降，继而开始围绕零水平上下波动，同时存在大规模、高效率的FDI流入和流出。（2）国家特定优势理论：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国际竞争优势，可以成为东道国区位优势被FDI利用，吸引FDI流入增加，同时也可以被母国企业内部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发展对外FDI，推动本国企业对外FDI发展。基于以上两点理论，田老师进而提出了文章研究的两个命题：（1）经济复杂度提升有助于价值链分工开展，促进双向直接投资均衡发展。（2）经济复杂度对双向FDI发展的影响同特定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优势有关。
在实证分析阶段，田老师测算了如下三项指标：（1）FDI_GL指标：借鉴G-L指数构建方法，用“双向FDL-GL指数”来刻画双向FDI发展态势。该指标接近1时，IFDI与OFDI发展越接近，表示该经济体双向FDI发展较为均衡。（2）经济复杂度：通过测算eci与pci指数，反映一个国家拥有产品的多样性值越大，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复杂度越高；反映一种产品被生产的普遍性越大，代表这种产品的复杂度越低。（3）Lall产业五类划分：按照Lall（2000）分类方法，将各个产品的pci按照出口额行业占比加权为行业复杂度，将出口产品按照行业复杂度细分为五大类，即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等技术产品与高技术产品。
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复杂度提高等同于其经济活动国际竞争力提高。一国经济复杂度提高既有利于该国为FDI进入提供区位优势，也有利于该国企业通过适当渠道将国家竞争优势内部化自身的全球竞争优势，推进该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此外，经济复杂度越高的国家，FDI流入与FDI流出之间的均衡发展关系越显著。
在详细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田老师针对我国当前发展水平，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理性认识我国OFDI超常规发展现象；（2）继续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经济战略；（3）中国需要坚持引进FDI与发展对外FDI齐头并进；（4）主动建设世界FDI中心和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全球治理。
李维森、干杏娣、丁纯、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何喜有、唐东波、郑辉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田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干杏娣老师提出国家经济增长前期将FDI的均衡发展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是否妥当，及经济复杂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完全一致的问题。田老师认为，经济发展前期还是应当以FDI的净流入目标为主，而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应该再追求均衡。文章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复杂程度相对高的国家经济增长较为持续，但不一定代表增速快。程大中老师指出，在FDI的流动中，投资结构也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建议在已有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行业结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左旭记录整理，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刘曼莲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