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1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9期 “贸易自由化、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链”顺利进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章韬副教授进行报告，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罗长远教授主持。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实行45%的单边关税；同时，在产业政策上希望能够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主要针对有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此外，近期还有备受关注的“301”调查——意在保护技术密集型的知识产权。这对于支撑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中高端产业来说，无疑是存在负面影响的。
基于以上事实，又受两篇关于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外包情况的文章启发，章韬老师团队延伸思考了中美贸易关系问题，即：在美国单边贸易条款冲击（对进口中间品提高关税）的情况下，中国的美国企业会否面临成本变高的问题，企业是否会重新分配生产链在中国的布局的问题。
首先，根据统计数据可知：（1）出口增速下降、其中加工贸易增速显著放缓；（2）中国加工贸易可以分为外包（没有母公司的投资）和一体化（有母公司的投资）两类，两者对于跨国公司内部是互相替代的；（3）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存在根据美国产品周期滞后的周期，中国的外包产业发展的底端出现在2006年。不过此后，中国加工贸易增速反弹，且随着中国技术的进步，这种滞后越来越短。
而根据价值链贸易和企业层面一体化的已有文献来看，发现：（1）跨国公司倾向于上游外包，如原材料和零部件，但是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还是会保留在本部；（2）母国越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成本效应会使得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将上游行业直接外包，并不能够让制造业回流。
在实证部分，文章运用海关数据、WIOD、NBER-CES和Feenstra（2014）等，构建起不同跨国公司要素配置与再配置、生产关系和价值链调整的特征，从而能够使在模型中得到最优决策关系。文章假设模型前提：（1）生产者存在异质性，即生产率越高，越能决定外包和自产的分配比例；（2）消费者倾向更多的生产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消费品；（3）跨国公司存在充分动机去增加利润，但同时又面对关税成本和改变生产决策的投入成本，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均衡解。文章将26个行业划分为上、中、下游三部分，将跨国公司的外包贸易定位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区分为炼焦及石油业等原材料、各类制造业等中间品、再到食品纺织计算机等最终品。
在完成以上准备后，本文构建基准估计模型：outshareijct =β0 + β1tariffict
+ β2T P Ljt + β3tariffict • T P Ljt
+ αXjt +λct+误差项。其中，outshareijct指t年份j产业中出口到c国的i产品占比；Tariffict
指从中国进口的i产品对应的税费，tariffict = ln(tariff + 1)，且滞后两年；T P Ljt
指相对产业链上的位置（以增加值计算）；Xjt 是一组对行业的年份控制变量，包括母国企业投资密集度、行业平均生产率和出口离散度等；λct 是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文章通过实证结果发现：（1）当对不存在关税的基准模型进行检验时，TPL越处于上游（原材料、零部件等），跨国公司对这部分生产越倾向于外包，这是由于上游产业的低利润空间所决定的；（2）加入美国关税提高的外生变量（如WTO、最惠国关税），仍存在显著的外包效应，而且对上游和下游产业都作用明显；（3）这是由于：干脆在海外生产完毕再进口回母国，只征收一次税，且税基较低；而分批次进口中间品回国，税收负担就会过重。
章韬老师对本文的报道激发了在座师生的热烈讨论。罗长远老师指出：在中国吸收FDI中，来自美国的外资其实很少，仅占5%不到，且占比持续下降，因此拿美国作为引子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何喜有老师指出：本模型只区分了三个产业位置、没有区分不同细分产业，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变动是不一样的，需要区分加以控制，不能笼统地讨论。同样的，在座学生也建议：在模型中计算outshare时，并没有区分贸易流是来自哪个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否以后可以对此加深细化。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何喜有、唐东波、汪思海等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黄亦尧记录整理，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刘曼莲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