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7年10月10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6期 “Export
to Elude：Evidence
from a Tax Enforcement Technology Adoption in China”顺利进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樊海潮副教授进行报告，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常务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
樊海潮老师团队就以下问题进行研究：税收执行的加强，是否会引起企业从内销向外销转移。樊老师陈述，团队的研究动机出自对经典文献的延伸思考：经典文献都曾讨论过，政府能力越庞大的话，企业也会更加倾向出口。而在税收方面，税率提高、税收增多造成的政府可花费资本增加，使得该国的外部市场风险大大下降，推动企业出口行为（Rodrik，1998）。因此樊老师团队好奇，国内税务管理机制的强化，会否影响税率（文中表示为“有效税率”）？以及更高的国内税率会否促使企业倾向出口？
樊老师团队找到了2002年的“金税工程（Gloden
Tax Project）”作为自然实验，利用工企数据库的企业微观层面数据（企业地理位置、出口量和金额、增值税缴纳额等），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金税工程”指在90年代，中国大部分税收票据是手写的而非电子联网，偏远地区等的企业缴税行为是很难被税收部门查证的。2002年整体实施联网开具电子发票，且政府之间可互通，企业税收变得透明化，偷税漏税也变得困难。“金税工程”在事实上形成了税收加强。
不过在樊老师团队的研究中，企业是存在异质性的——即有倾向内销和倾向外销的区别。而出口型企业则会比内销型企业多了一层出口退税的优惠，即便“金税工程”加强了税率的落实，但外销型企业也可以通过多出口少内销来获取更多的补贴，从而抵消税收负担。
此外，樊老师团队的研究也区分考虑了融资约束（credit
constraint）是否存在的两种情况。现实中大部分企业还是会面临financial
friction，当面对成本压力时，企业会出现资源的再分配——内销更多or外销更多？（假定出口商品需要经过进口国的严格质检，因此对生产成本要求更高，相比而言内销商品的生产成本更低）。
在模型与实证方面，文章采用了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企业要在权衡收入和成本的情况下，最大化效用。当内销型企业遭遇“金税工程”时，百分百的压力会转化到成本上；而外销型企业面对同样的情况，还能够通过出口退税消解压力，而且理论上还存在边际成本最优化的海外销量解。现实数据也显示，所有工商企业中有20%多是享受100%退税优惠的，而这一定是会对企业造成正向影响的。此外，该模型还考虑了 “距离”对有效税率的影响：一个企业离税收部门较远，在制度管理上，企业的“最优决策”可以说是尽可能地逃税；但“金税工程”使它们暴露在管理之下，可能让它们寻求其他的“躲避”方法。
文章给出了三个预测，且实证结果也同样证明了这些判断：
企业距离当地税收部门越远（欧几里得距离和崎岖度），逃税概率越大。“金税工程”的实施，大大增加了原本远离征税机关的企业的有效税率。
考虑到出口退税率，“金税工程”对企业的出口行为影响显著为正，且退税率越高，对出口的刺激越大。对于远离征税机关的企业，“金税工程”对内销的负面影响和外销的正面影响更大。
企业credit
constraints的松紧程度，也会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约束越强，在税收内控加强下，更倾向出口。
需要注意的是，2002年的税务管理改革时逢中国进入WTO、享受制度优惠的初年，企业的进出口自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强刺激。因此在本研究中，也控制了“2002年所有关税变化*距离”这一类指标。
以上这一问题引发了与会老师们的热烈讨论，主要集中于2000年初税收征管体制的全面改革、对于“距离”和崎岖度的含义延伸、出口行为的代理与虚假贸易（海关数据和工企出口数据对不上）、该研究的现实贡献等等问题。陈建安、丁纯、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李志远、鞠高升、何喜有、刘军梅、唐东波、汪思海、刘宇等老师积极参与讨论，对樊老师团队的研究提出丰富的建议。
（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左旭记录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