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9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64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华民教授主讲，报告的题目是“制度与经济增长”。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华民老师的报告所聚焦的问题是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报告首先从问题的来源与研究动因切入：（1）大规模移民流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受要素套利驱动，当下中国人仍纷纷选择移民海外；（2）中国人偏好交易而非财富创造，这一行为模式导致中国多商人，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3）中国人均收入较低，偏好短期利益，而同时奉行儒家的人治，缺乏统一规则，造成中国人普遍缺乏耐心；（4）当前制度环境下机会不均等，中国人难以容忍收入差距扩大，而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实行再分配制度，反而抑制了创新活力；（5）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一大部分替代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导致中国政府的投资乘数效应偏低。华老师认为，以上问题的本质基本上是制度问题，而制度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为具体分析问题，华老师介绍了报告研究的基本模型，即“伊恩·莫里斯——尤瓦尔·赫拉利”模型。该模型将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向分为两个维度：纵轴为传统的价值观向世俗化理性价值观的演进，而横轴为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演进。当前各国发展与文明演进的阶段差异，对应坐标轴中的位置不同。基于该模型框架，华老师进一步引入了制度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表现为，离开原点越远的国家越容易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而无差异曲线则反映了各国的制度偏好。两者的交点与原点连线的斜率，构成了各国制度效率。传统中国的制度特征，反映在该模型中，是非理性世俗化与高度集权的组合。虽然少迷信，但未能走向科学；时而会有分权（或共和），但未走向民主，故而处在低效率的均衡点上。因此，中国制度改革的路径应该是走向民主，走出传统文化，这样就可以释放　更多的制度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使制度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

　　随后，华老师又引入了诺斯的制度演进模式作为拓展，提出决定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制度、人口与技术。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一国的人均收入随该国的民主程度指数的提升呈现“耐克曲线”的特征，反映出一国政治市场的结构与经济绩效呈正相关，政治制度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接下来，华老师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回顾，具体阐释了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分权政府的好处在于给了个人与企业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激发创新的活力。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日本经济走势平缓，欧洲各国经济却高潮迭起，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在制度上倡导民主自由。而中国由于宗教信仰、人口密度、地理与历史等因素，难以走上分权的道路，导致制度效率低下，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回顾中国封建统治时期的历史，分权统治的朝代（如宋朝）实现了经济的短期繁荣，而高度集权（如明朝）则造成经济崩溃。此外，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长状况的差异，及1979年以来的由分权走向集权的实践，均证明分权制度将为经济增长释放更大的空间。

更进一步的，华老师从历史走向现实，对当前中国的制度进行反思。目前，中国依然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但制度红利却尚未得到有效利用。近年来我国进行的政策实践中，多数都是为了加强集权管理，而促进分权与市场化的政策却相对较少，我国在治理过程中依然重复着集权体制的逻辑错误。

　　反思过后，中国的社会秩序如何改革，华老师最后再次回归到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以下几点结论：（1）基本问题在土地制度，土地制度是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2）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集权政治的群众基础；（3）出路在于文化创新，文化决定制度的偏好于选择，而文化创新的首要任务就是走出历史，然后才能去创造历史。

　　报告后，在座老师们纷纷表示，华老师的分享博古通今，涵盖了经济、社会、制度、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并拥有广博的国际视野。陈建安、孙立坚、丁纯、张陆洋、田素华、朱智豪、牛晓健、袁堂军、刘军梅、何喜有、陆寒寅、唐东波等老师，以及与会的学生们对华老师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左旭记录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