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简报】“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91期:中国消费-不平等之谜
发布时间:2018-09-10 浏览次数:
  2018年9月11日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91期“中国消费-不平等之谜”,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报告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主讲,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


  首先,万老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万老师认为,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2008年以来,“去全球化”浪潮兴起,我国出口受到冲击,经济增速下滑。而今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恶化了我国的出口形势。在此背景下,提振国内需求显得尤为重要。要解决内需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古典消费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等有助于增加消费。这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如韩立岩等将城乡收入比作为不均等的代理变量,杨汝岱等使用子样本数据,都发现减少不均等能带来消费的提高。
  然而,在万老师的初期研究中,用泰尔指数、吉尼系数代表不均等程度,控制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却发现中国的消费和不均等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此即中国消费-不平等之谜。如何解释这一异常的正向关系呢?万老师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中国消费-不平等之谜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带来农村和城市的制度分割和发展差距,具体体现为农村地区消费集合相对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导致的预防性储蓄较高、金融市场不发达等,造成农村和城市人民消费习惯的殊异,进而致使我国的消费和不均等出现正向关系。
  对此,万老师进行了实证检验。万老师使用面板模型,加入消费、收入、不均等指数等变量及控制变量,并将所有变量滞后一期以减少内生性。消费数据使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不均等数据使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开放度、价格指数、GDP增长率、金融发展度等经济发展相关变量,以及性别比、人口增长率、抚养比、人力资本等等人口统计相关变量。数据时间范围为1985-2010年。为了说明是城乡分割导致了中国消费-不平等之谜,万老师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实证检验。
  首先,将泰尔指数分为组内泰尔指数和组间泰尔指数,分别对消费进行回归。组内泰尔指数代表农村内部与城市内部的不均等程度,其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组间泰尔指数表示城乡间不均等程度,其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消费与不均等的正向关系是由城乡间不均等导致的。第二步,将城市内不均等指数对城市消费进行回归,农村内不均等指数对农村消费进行回归,发现二者均为显著负向关系。第三步,将城市化率作为城乡分割程度的代理变量,引入不平等指数与城市化率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消费与城乡分割程度为倒U型关系。第四步,将人均GDP分别对城市消费与农村消费进行回归,并根据公式将所得系数转换为边际消费倾向,发现我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研究与Blinder(1975)关于组间转移造成消费-不平等正向关系的研究是相吻合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消费与不平等的正向关系,是由城乡分割,亦即我国的户籍制度导致的。因此,传统的从城市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的政策可能适得其反。要想增加我国内需,就要尽快消除户籍制度,使农村能享受和城市相同的福利待遇。而且,消除户籍制度不仅能带来消费增加,还能带来不均等程度的下降,是个“一石二鸟”的政策。
  陈建安教授、丁纯教授、程大中教授、田素华教授、范剑勇教授、何喜有副教授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会,并与万老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互动。何喜有教授提问,我国消除户籍制度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国际上有无相关经验可供借鉴?对此,万老师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根据已有研究,我国目前完全有财力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而且可以分批、分程度地逐步推进。国际上的东西德合并是一个可供借鉴的例子。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由吴思怡硕士生整理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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