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0日下午3：30-5：3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2期暨“美国经济圆桌”第3期“中美贸易摩擦走势研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郑宇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素华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四位嘉宾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唐东波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对本次报告进行了点评。
首先，万广华教授从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中国能否打赢贸易战、中国的应对策略三个方面阐述了其观点。万老师认为，贸易战不可避免。从短期、中期来看，特朗普要利用这次机会获得国内反对全球化民众的支持，为其11月份的中期选举及2020年的大选造势。而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这场贸易战中，由于中国较美国而言开放度高、经济体量小、发展程度低，因而难以在贸易战中胜出。但是，我国内需潜力巨大，可以在国内做出调整来降低贸易战的影响，如推进城市化、市民化。在对外方面，要以战求和，尽早结束贸易战。具体来看，第一，据理力争，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禁令；第二，把中美贸易战拖到多边框架里，寻求其他经济体的支持，分化美国阵营；第三，充分考虑反制措施对美国国内不同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选举的影响；第四，早日为贸易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秩序框架的重新建构做好铺垫和准备；第五，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不可避免的让步，面子让、里子不让，短期让、长期不让。
郑宇教授认为，首先，美国要求中国立即减少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在短期完成的；何况在不同统计口径下，2016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有较大差异：按美国的口径为3650亿美元，按中国的口径为2500亿美元，从价值链视角计算为1400亿美元。其次，国内政治力量对一国进行贸易战的决心、持续程度有较大影响，由于贸易的政治分配效应，中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支持度高，而美国民众反对声音较大。另外，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5次301调查都以和解告终，而如今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达美国的60%，加之美国对于权利转移的担忧，此次贸易战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的难度加大。关于中国的应对措施，郑老师认为，第一，反制措施要针对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可替代的、对美国选举有重要影响的产品进行设计，如大豆、猪肉、飞机、汽车；第二，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第三，实现内部制造业的升级，实施2025计划，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最后，郑老师指出，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中国将成为全球商品的吸铁石，彼时的主要问题将不是中国占领美国市场，而是中美之间互相争夺资源；美国所担心的将不是“made in China”，而是“made for China”。
田素华教授从美日贸易摩擦谈起，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与美日贸易摩擦过程相似，都经历了从低级商品向高级商品，从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从单项商品摩擦上升到全面冲突的多个阶段；起因也相似：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美国经济竞争优势逐渐弱化、本币对美元升值难改美国贸易逆差之势，以及经济问题时常被政治化。此次中美贸易摩擦集中在中国先进制造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最终目的，即以知识产权保护缺失、不公平竞争、国家安全为由，对华实施制裁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旨在保护美国制造业全球竞争优势、阻击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则在于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引致美国贸易政策选择的三难困境，以及本币汇率钉住美元的其他经济体实施国内政策的三难困境。田老师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会导致两败俱伤。对中国来说，会增加供给侧改革变数，不利于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不利于中国消费者福利提高，增加中国国内通胀压力。对美国而言，中美贸易摩擦会削弱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对此，中国的应对措施有：（1）全员动员实施整体救济；（2）寻找同盟免受贸易孤立；（3）见好就收避免贸易摩擦引发其他事端；（4）建设多中心国际货币体系。
沈国兵教授强调了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理念。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年度贸易政策报告聚焦五大支柱：支持国家安全政策的贸易政策、加强美国经济、谈判有利于所有美国人的贸易协议、执行和维护美国贸易法、加强多边贸易体制，这集中彰显了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美贸易摩擦已由正常的贸易逆差摩擦升级到知识产权保护摩擦，已变异为美国国内贸易法凌驾于WTO国际规则之上的新型贸易摩擦；另外，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商品贸易摩擦升级的同时，也在金融货币市场打起货币政策加息的“组合拳”，意在实现制造业和资本双双回流。对此，中国的应对举措有：（1）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在双边贸易摩擦中处于非对称的应对地位；（2）不宜叫嚷开打中美双边“贸易战”，应审慎地将其视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3）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国家及地区具有利益一致性，应联合起来警惕美国串谋少数国家协同一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应对；（5）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特别是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调整对外贸易出口结构；（6）对美国不断挑起的双边贸易摩擦要区分级别，分别施以应对举措，促使其重回到贸易磋商上来。
随后，张军教授对本次报告会进行点评。他认为，中美贸易“再平衡”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贸易顺差的下降需要用国内需求扩张来对冲，而国内需求扩张需要扩张信贷。如今我国贸易余额占GDP的比例已低于2%，而代价是居高不下的宏观杠杆率，这成为中国经济的巨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的问题是基础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改革。特朗普的做法是利用民粹情绪，但这样不会真正救美国。
罗长远、陈建安、何喜有、程大中、唐东波等老师参加了报告会，并积极参与了讨论。程大中教授指出，保罗·萨缪尔森曾发文反思全球化、反思自由贸易，认为全球化未必对美国有好处。该文章影响很大，特朗普的政策能从中寻到影子。陈建安教授指出，客观上讲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实有所欠缺，我国应该进行反思。最后，本次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由吴思怡研究生整理和记录，刘曼莲研究助理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