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0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1期：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s and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147 U.S. Local Newspaper over 1998-2012，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邵翔老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通过回顾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的诸多讨论，邵老师发现，已有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的流失（Autor et al., 2013; Acemoglu et al., 2016; Pierce and Schott, 2016）、对于公共健康的危害（McManus and Schaur,2016; Autor et al., 2016; Pierce and Schott, 2016）、对选举的影响（Feigenbaum and Hall, 2015; Che et al., 2016; Autor et al., 2016）等。其中，针对影响公众舆论的研究也有许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偷走了美国的职业机会”，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影响美国市民对于中国印象的五大因素之二。此外，随着中国贸易对美国影响越来越大 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态度有更加负面的倾向，媒体的报道也有故意打压和批评中国的倾向，如CNN在2008年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8年的发言，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2016年的发言等。本文贡献在于，从媒体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公众态度如何影响贸易。

　　基于以上文献及事实基础，邵老师从公众舆论态度研究中美贸易导致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变化。那么，为什么要在贸易中讨论媒体呢？正如Dani Rodrik在《全球化悖论》中写道，早在1930年，英国面临着是否要保持金本位的抉择。但当时国内媒体十分庞大，经济政策也越来越受公众利益影响，最终，英国民主化地选择了放弃金本位，以保证国内工人利益。此外，在美国与日本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于日本产品的反抗也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过程中，媒体对于其他国家的报道显著影响着贸易政策与政治。

　　文章的实证部分，邵老师选取了1998年至2012年147家美国当地报纸的数据，包含了美国的49个州（除夏威夷州外）。由于媒体经济学起步较晚，测量方法尚未有定论，因此，文章综合采用了三种方法来测量媒体倾向性。首先，邵老师使用自动关键词搜索方法（Gentzkow and Shapiro, 2010；Puglisi and Snyder, 2011; and Larcinese et al., 2011）来测量媒体的新闻内容中对于中国的态度，选择与中国的负面印象有关的，出现了10次以上的单词及5次以上的短语。搜索结果中的69个关键词主要涵盖了5个话题，医疗与环境健康、法制与政府、人权问题、国际关系与经济。这种确定负面词清单的方法虽然有主观性，但最准确。并对文章进行情感得分评价，整篇文章得分是各段落得分的加权平均。接下来，邵老师采用了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的方法，构建了中国进口竞争对于县级层面报道的影响变化，并以县报纸发行量市场份额作为权重，将其加总至报纸层面。其次，文章使用了Pierce and Schott (2016)的方法，使用政策冲击（如，2000年10月，美国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作为补充方法，衡量报纸报道对中国贸易效应。此外，文章还采用了事件测量的方法，选择一个中性事件，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过媒体对这一事件报道的态度的偏向反映媒体舆论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