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4日13：30-15：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614会议室，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102期“Silver: Commodity or Money? Evidence from 1890-1936 China”顺利举行。报告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谢一青老师主讲，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系常务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主持。
首先，谢老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动机。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通过法案》，授权其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导致国际银价迅速升值。在当时大部分国家实行金本位制的背景下，银本位制的中国成为国际套利者的重要目标国，中国白银大量流出。部分学者认为，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不自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货紧缩加速，致使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制，走向信用货币制度。但是，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当时中国已具备较完善的信托货币系统，能够抵御通货紧缩的风险。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1890-1936年中国白银流出的相关情况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文章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什么因素导致了白银在中国与国际市场间的流动？中国信托货币的发行是否根据白银流动产生相应调整？白银流动与信托货币如何共同影响中国的经济情况？
谢老师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银价波动影响中国白银流动的两条途径。第一，若将白银看作商品，则国际银价的上涨导致中国白银流出。这在以往大部分文献中都有提及。第二，若将白银看作货币，这将导致我国贸易条件发生变化。由于贸易条件为平均出口价格与平均进口价值之比，国内白银贬值使前者相对于后者而言更便宜，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增加。在出口增加的过程中，部分白银流回中国，从而减弱了国际银价上涨对白银流出的影响。这一渠道在以往文献中尚未提及，是本文的边际贡献之一。但总体来看，银价波动的直接作用大于间接作用，我国的白银是流出的。
接下来，本文搜集了国际金银价格比率、中国白银净流出、进出口、人均GDP、信托货币、战争赔款、银行表现等数据，并使用Friedman(1992)的方法计算出贸易条件指数。在此基础上，文章进行了三个步骤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由于国际市场将白银看作商品，国内银价贬值导致白银流出中国，但同时贸易条件的恶化缓解了这一效应；第二，当白银流出、贸易条件恶化时，国内银行在维持其利润目标的动机下，会自动发行更多的信托货币；第三，国内信托货币的发行成功抵消了白银流出，使得中国经济在国内政权更迭和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依然能够平稳运行。
谢老师精彩的学术报告激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和积极讨论。谢识予教授认为，国内银价便宜导致白银流出，还是全球银矿开发、白银流入导致国内银价便宜，这一因果关系需要理清。强永昌教授提出，由于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原因，当时中国的可贸易量较小。强永昌、谢识予、程大中、沈国兵、何光辉、罗长远、陈波、郑辉、潘宁、罗汉、陆寒寅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由吴思怡硕士生整理和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