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4日13：00-14：15，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115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政文博士后应邀作了题为“Exit Friction, Firm Selection and Trade Reform”的学术报告，探讨了企业退出和市场选择问题。报告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樊海潮教授主持。

一般认为，市场对企业有选择效应，即只有生产率高的优质企业才会进行扩张，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退出或维持现有规模。因此企业规模和生产力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相关的。然而，刘政文老师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业2004年的数据，发现企业规模和生产力并不是正相关关系，而呈现一种比较混乱的分布。这一现象也许与退出摩擦（exit friction）有关。由此，刘政文老师从退出摩擦的视角分析了这一问题，解释了企业规模与企业生产力不匹配的现象。

企业退出摩擦有两种形式，首先，企业有退出成本。由于失业对整个社会有负效应，政府往往会采取手段保护劳动力市场，例如员工离职金；其次，在一些国家，政府还通过施加补贴来不让大企业退出，尤其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这种现象尤为常见。因此“退出有成本，不退出有补贴”，这两种形式的退出摩擦共同影响了不同规模企业的退出决策。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exit friction越大。这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雇佣的员工越多，将来退出市场要承担的员工离职补偿就越多。此外，根据数据，第二种形式的政府补贴与企业员工数目呈正相关。所以规模大的企业受到exit friction的影响就越大。刘老师进一步分析了exit friction的影响机制：exit friction有两种影响—直接影响，对大的无效率的企业来说，企业规模越大，未来要承担的退出成本就越大，因此这类企业往往仍然选择不退出，继续留在市场上，“本该退出的企业没有退出”；间接影响，对规模较小而有效率的企业来说，未来如果扩大规模将要付更多成本，因此不选择扩大规模，“本该扩张的企业没有扩张”。因此通过以上分析，规模大的企业往往并不都是生产率高的企业，而规模小的企业也很有可能生产率较高。

在现实中，企业要承担的成本是不可测量的，因此在上述基础上，刘老师建立了structural model来进一步分析这种现象。在一个开放经济，小国经济中，企业决定是否退出取决于当期的退出补贴与退出成本和未来预期收入之间的关系。刘老师首先用reduced form model估计生产率函数中的参数，再用structural model估计模型中的其他参数。数据方面，刘老师用了2004-2008年全国制造业普查数据。结果表明，在2004-2008年，大概8%的企业退出了市场，退出成本（员工离职金）大概是每人28%的年工资；解雇成本大约是每人98%年工资。对无效率但规模大的企业来说，由于退出成本大而不退出有补贴，所以更多地选择不退出。“本该退出的企业没有退出”，表现在企业规模与生产力分布图中即大规模企业的企业生产率呈现较混乱的分布；而对于有效率但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由于企业预期将有很大的退出成本，因此综合当期退出补贴、退出成本与未来预期收入三者来看，企业倾向于不扩大规模。“本该扩张的企业没有扩张”，表现在企业规模与生产力分布图中即小规模企业的生产率也呈现较为混乱的分布。

最后，刘老师还讨论了贸易开放的问题。通过分析数据，刘老师发现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关税降到0），由于开放带来了好处，一些效率低的企业仍然存留在市场上。所以在极端情况下，贸易开放甚至会带来坏处。

沈国兵教授、罗长远教授、樊海潮教授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刘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由蒋临容硕士生记录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