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年度论坛2019”简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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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年度论坛2019”简报

发布时间：2020-01-02 浏览次数：

2019年12月22日13:30-16:45，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年度论坛2019”在经济学院泛海楼201会议室顺利举行。报告主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经济新时代——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增长的新动能”。上半场主题为“中国经济板块”，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主持，演讲嘉宾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先海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老师。下半场主题为“世界经济板块”，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素华教授主持，演讲嘉宾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教授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马弘副教授。

首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进行开幕致辞。万老师指出，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年度论坛围绕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为两大主题，中国是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环。当今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但又包含着三大确定性事实：首先，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必然的，且其中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第二，中美问题是悲观的，虽然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带来了一些正面因素，但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仍要严肃面对；第三，欧洲是摇摆的。关于中国经济方面，万老师认为需要诊断中国目前经济下行到底是由供给侧导致的还是需求侧导致的。复旦大学文科处罗长远教授代表学校致辞，感谢与会嘉宾和点评老师的鼎力支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代表学院致辞，希望论坛促进学科内部的观点交流。

上半场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先海教授报告的题目为“中国政府经济角色的新解读：新政府经济学的构建”。随着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中美贸易谈判将进入围绕体制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无法解释中国强势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黄老师认为从新政府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提供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但又符合国际规范的理论框架，为中美对话提供支撑。

黄老师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政策角度，分析观察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以及政府介入行为模式的特征和效应，用中国理论解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机理。黄老师指出，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为线索，可以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划分为19世纪以前的守夜型政府、20世纪欧美经济体的规则型政府、以及二战以来东亚及南美地区为代表的发展型政府。而新政府经济学则提出政府职能的4.0版本，即赋能型政府，其目标是实现长期动态效率的提高。黄老师基于新熊彼特增长构建了理论模型，并基于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提高政府对微观企业的干预强度（如扩大对企业的补助）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而竞争中立型政策（如降低补贴强度、扩大覆盖度的补贴政策）可以显著弱化对企业个体层面创新行为的“替代效应”，并且还能产生市场层面的“竞争增进效应”，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在政策启示方面，黄老师提出从“退、立、改、保”四个方面对国内产业政策进行战略性重构，具体包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政策；创立功能性产业政策（取代扭曲性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改进产业政策的实施模式；保留产业政策中的特色有效成分。

针对黄先海教授的演讲，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教授分享了自己两方面的观点。首先，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非常重要，需要重视，中国经济减速的内生性结构问题正是由政府干预导致的。此外，产业政策不应是选择性而应是普惠性的，这与黄老师的观点不谋而合。陈钊老师指出，中国中西部城市为了获批补助资金而迎合中央，发展不适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出现了经济的扭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弟海教授认为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有两个问题，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政府不能做到完全中立。政府为了扶持新兴产业而进行补贴时，由于信息的缺乏可能使得补贴的作用大打折扣，获得补贴的企业最后未必成功。王老师还提出新政府经济学应该为政府干预提供理论基础。

黄先海教授回应两位老师的点评，提出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有两方面理论基础，一是前沿产业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单个企业无法承担；二是协调过程具有复杂性，上海市对于公共充电桩的统一管理就是为了推动电动汽车这一新兴产业的兴起。黄老师指出，希望通过新政府经济学解释中国政府比美国更加强势的制度原因，并且证明中国的强势政府是为了增进市场而非替代市场，从而为中美对话提供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演讲的题目为“中国经济的03拐点”，强调资源配置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陆铭老师首先指出，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解释：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资本，城市化使劳动力增加，市场化带来效率的改进。而这三件事均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说明了海洋贸易的重要性。陆铭老师发现，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已经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但由于制度历史原因，中国的人口分布较为离散，北方人口偏多。人口主要流向工资回报较高的沿海大城市，人口流动的速度仍然有待提高。而与此同时，政府主导下的土地配置却往“低处”倾斜。2003年中央大规模关闭东部开发区，将政策福利转向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土地供应份额随着工业园和新城的投资而持续上升。但实证结果显示，政策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仅在东部沿海地区成立，对中西部没有作用，因为中西部没有相应的市场予以支持。在农业方面，政府政策阻碍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在2003年开始采取大量农业补贴的形式，同样造成资源错配，并且城市劳动力短缺导致了工资升高。

陆铭老师认为，分析中国问题一定要注意区域的异质性，若从加总层面分析，中国债务和房价均发生上涨，但债务问题主要发生在中西部，而房价泡沫则更多存在于沿海城市，是资源错配问题。中国经济2003-2008年投资与出口的驱动掩盖了空间错配导致的低效率，未来应该减少管制（regulation）、扭曲（distortion）和资源错配（Misallocation），改进空间资源配置。

针对陆铭老师的演讲，陈钊老师提出了两点思考。一是所有制视角下同样存在资源错配，应该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二是除了中央政策以外，还应注重地方政府的决策，尽管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具有正面作用，但不能一味陷入GDP锦标赛，而应该以百姓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为评价指标。王弟海老师则通过GDP增长率、投资回报率等数据提供了新的证据。

论坛下半场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素华教授主持。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教授报告的题目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新角色”。盛斌老师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全球价值链与贸易网络，以及全球化的技术条件——新技术革命与创新两方面引入，剖析全球化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不平等与全球化的关系，二是贸易新规则的建立。首先，盛斌老师指出全球价值链生产正逐步恢复，但随着各国对国内价值链的重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正在降低。分产业来看，全球经济中服务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全球数据与信息的互联互通大为增强，世界经济进入数字时代，深刻影响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贸易。

全球化与不平等程度高度相关。全球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均在加剧，收入分配的恶化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新兴市场国家中作为“世界中产阶级”的人口迅速增加，引发了美英等高收入国家民粹主义的逆全球化思潮与行动。但实际上，全球化只是造成收入分配恶化的因素之一，技术进步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劳动力市场因素、宏观因素以及社会政策因素。

随着贸易与投资的全球规则竞争日益加剧，以边界内措施为核心的贸易新规则构建对传统多边贸易体制提出严峻挑战。随着边界基本消除，大国对贸易协定的利益诉求由“自由”转向“公平”，国内规制协调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内容。盛斌老师认为，中国应以开放心态和改革决心将对外开放的重心由市场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为国内高质量发展创造制度红利，也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力量。

针对盛斌老师的演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系主任程大中教授补充了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两个特点。一是新科技革命的不对称分布导致微笑曲线越来越陡峭，全球差距变大；二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区域特点，WTO边境上的多边规则重要性降低，新贸易规则更加注重边境内措施。在制度层面，各国价值观的异质性增强，未来全球格局取决于中美两国的较量。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教授提出“五个中心”，即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中心，美国以特朗普政府为中心，特朗普政府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美国经济建设以公平贸易为中心，而美国公平贸易又以中国为中心，中国是世界格局的一把钥匙。中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效应，许多文章将美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失业、工资下降、甚至婚姻问题都归结为中国的影响，但中美关系不应成为各种问题的替罪羊。

清华大学的马弘副教授报告题目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创新”，从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马弘老师指出，在过去十年内，中国的研发规模大、水平较高，成为世界的焦点。在贸易领域，除了技术溢出、进口竞争、市场规模扩大等因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企业研发创新有着重要影响。文章认为，研发具有高风险，而签订确定性贸易合同则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得稳定增长的市场，从而愿意增加研发投入。文章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这一事件为结点，用专利申请数据衡量企业研发成果，用签订协议前后关税水平之比衡量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估计。研究发现：降低不确定性会从两方面鼓励专利申请，一是通过扩大出口市场带来间接的市场规模效应，二是通过预期未来出口增长而直接减少不确定性。具体来讲，将行业从不确定性的第25个百分位移至第75个百分位，专利申请将增长6.7%。在异质性分析中，马弘老师考虑不同企业与本行业技术前沿距离的异质性，发现越接近行业技术前沿的头部企业，不确定性减少对企业研发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