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下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学术年会经济学专场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经济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长期增长的趋势、动因和表现”。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创办，旨在推进学术创新，展示研究成果，构筑学术交流公共平台。来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政协经济委员会和上海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沈开艳研究员主持，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沈国明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致辞。潘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寻找5－10年甚至能促使中国更长时间发展的红利，我们学术界也需要对其进行研究，贡献我们的力量。他认为，目前考虑核心红利的背景条件与以往相比有两点不同：1. 我们在考虑以经济为主导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因素。2.目前中国处在非常开放的状态，不能仅从国内视角考虑核心红利。所以，如何结合国内外的条件和环境，实事求是地考虑推动我国长期发展的核心红利，非常重要。
主要观点：
1、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增长模式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关于未来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判断与看法》：张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潜在长期增长率，就是未来生产率的发展潜力。而未来产出的潜在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全要素生产率 TFP增长的情况如何。 TFP的增长源泉有三个：1.改革冲击。2. 要素部门转移。3. 研发和技术进步。其中，改革冲击的影响是一次性的，而研发与技术进步的推动是永续的。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分析，张教授预测，我国未来TFP增长在2％－4％，即使中国未来10年资本增从过去10％以上下降到7％－8％只要TFP可以维持3%左右的增长，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就可以保持在7%-8%。随着中国的制度不断收敛于“最佳实践”，中国的人均收入不断靠近发达经济，超常的潜在增长率也将消失，进入正常增长轨道。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经济增长：比较优势的衰减与创新驱动的内生性增长》：权教授认为，目前中国仍处于斯密型增长阶段，即“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受到我国体制机制的制约。要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需要走向熊彼特型的增长模式，即“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这就需要多方面的创新驱动，比如：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等。
2、全球化与对外开放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带来的契机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纪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徐教授认为，自由贸易区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开放与经济增长”。9月29日上午自由贸易区的挂牌，体现了政府对于开放的信心。与香港等传统的自由贸易港相比，上海自贸区在监管方式和监管主体上有自身的特点： 1. 对外投资管理具有特殊体制，如“负面清单管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政策。2.将服务业新的开放领域先拿到试验区里面尝试，是服务业开放的试验区。3. 目前允许外资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独立的机构，是金融改革开放的试验区。4. 区内减少政府管制、简化行政审批，是政府监管体制和行政审批体制的试验区。上海自贸区的政策能够更加适应以美国为中心制定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试验区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必定是正面的，充满希望的。
丁剑平（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对“特里芬两难”国际货币形成的检验》：丁教授认为，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信心与清偿力矛盾”，是对“特里芬两难”静态分析得出的观点。他通过对四种货币的计量研究，得出“一国货币在取得国际货币地位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国家的贸易顺差/逆差和本国货币的升值/贬值是相互交替的”的结论。他指出，“特里芬两难”最大的弊端是没有动态化；现实中国际货币形成的过程往往出现的是贸易顺差/逆差和货币的升值/贬值的交替现象，因此我们要从动态的角度去分析“特里芬两难”。
沈国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FDI、出口对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沈教授认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周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统计上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地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只在长期内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本地出口的增加能显著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周边地区出口增加仅在长期对本地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他建议，1.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2.进一步强化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辐射带动作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建立一个高效透明的对外开放支持系统，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政干预。3.加强省级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3、人口变迁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1世纪的中国人口变迁和经济长期增长》：左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1. 人口低增长和可以预期的零增长和负增长，人口结构趋向“少子老龄化”。2.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人口空间布局和老龄化空间分布发生重大变化。3. 城市化进程加快，浅城市化和半城市化现象突出。这些变化将对我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和重要的影响。人口变动与我国一些特有的制度安排相结合，会产生了一些相关的潜在风险：1.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风险。儿童占总人口的数量下降，大城市中的儿童更少。 2.造城运动和房地产过度投资的风险。我国人口总量即将下降，中西部城市劳动力外流。许多二三线城市过度投资房地产，造成“粥多僧少”的现象，出现一些鬼城。3.中国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所带来的社保资金和公共政策的缺失。他认为，未来的改革要采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说，比如：1. 调整生育政策，首先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2.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近期内实现12年制义务教育，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义务教育经费，减少地方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犹豫。 3.改革劳动力市场，逐步消除浅城市化等现状。
在会议总结时，张广生（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张教授提了三点想法：1. 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增长趋势问题，如何处理好单一视角和多元视角，是我们需要关注的。2.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是借用外国的模型、理论能够完全解决的，如何在借鉴国外学说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3.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意义”大于“上海意义”，制度创新的意义大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与其说是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如说是改革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