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研究所2018年第2季度工作简报
发布时间:2018-07-06 浏览次数:

一、基地重大活动

1.  2018年4月10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1期“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s and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147 U.S. Local Newspaper over 1998-2012”,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邵翔老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给全球经济、贸易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引起了政界、学界人士的广泛讨论。邵翔老师的研究选取了媒体舆论这一独特的视角,聚焦了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外国媒体对于中国报道的倾向性。
  通过回顾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的诸多讨论,邵老师发现,已有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的流失(Autor et al., 2013; Acemoglu et al., 2016; Pierce and Schott, 2016)、对于公共健康的危害(McManus and Schaur,2016; Autor et al., 2016; Pierce and Schott, 2016)、对选举的影响(Feigenbaum and Hall, 2015; Che et al., 2016; Autor et al., 2016)等。其中,针对影响公众舆论的研究也有许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偷走了美国的职业机会”,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影响美国市民对于中国印象的五大因素之二。此外,随着中国贸易对美国影响越来越大 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态度有更加负面的倾向,媒体的报道也有故意打压和批评中国的倾向,如CNN在2008年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8年的发言,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2016年的发言等。本文贡献在于,从媒体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公众态度如何影响贸易。
  基于以上文献及事实基础,邵老师从公众舆论态度研究中美贸易导致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变化。那么,为什么要在贸易中讨论媒体呢?正如Dani Rodrik在《全球化悖论》中写道,早在1930年,英国面临着是否要保持金本位的抉择。但当时国内媒体十分庞大,经济政策也越来越受公众利益影响,最终,英国民主化地选择了放弃金本位,以保证国内工人利益。此外,在美国与日本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于日本产品的反抗也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过程中,媒体对于其他国家的报道显著影响着贸易政策与政治。
  在此选题下,邵翔老师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1)贸易竞争是否对美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2)如果前述负面影响成立,那么媒体报道的倾向性是否会影响政治?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基于媒体经济学领域已有的大量相关文献。此前的许多研究表明,美国媒体报道非中性,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且媒体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很大,表现在拨款、投票倾向、政治家是否努力工作等。
  文章的实证部分,邵老师选取了1998年至2012年147家美国当地报纸的数据,包含了美国的49个州(除夏威夷州外)。由于媒体经济学起步较晚,测量方法尚未有定论,因此,文章综合采用了三种方法来测量媒体倾向性。首先,邵老师使用自动关键词搜索方法(Gentzkow and Shapiro, 2010;Puglisi and Snyder, 2011; and Larcinese et al., 2011)来测量媒体的新闻内容中对于中国的态度,选择与中国的负面印象有关的,出现了10次以上的单词及5次以上的短语。搜索结果中的69个关键词主要涵盖了5个话题,医疗与环境健康、法制与政府、人权问题、国际关系与经济。这种确定负面词清单的方法虽然有主观性,但最准确。并对文章进行情感得分评价,整篇文章得分是各段落得分的加权平均。接下来,邵老师采用了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的方法,构建了中国进口竞争对于县级层面报道的影响变化,并以县报纸发行量市场份额作为权重,将其加总至报纸层面。其次,文章使用了Pierce and Schott (2016)的方法,使用政策冲击(如,2000年10月,美国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作为补充方法,衡量报纸报道对中国贸易效应。此外,文章还采用了事件测量的方法,选择一个中性事件,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过媒体对这一事件报道的态度的偏向反映媒体舆论的倾向性。
  基于一系列计量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三种媒体倾向性的测量方法和两种识别策略下,结果都是稳健的。本文最终得到的结论为,中美贸易摩擦显著影响了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负面倾向性。面临中国进口竞争压力越大的地区,报纸新闻报道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的发行量就更多,且该地区更有可能在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倾向性较高与民主党的支持率较高相关,这主要由于民主党是穷人的拥护者,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
报告后,与会者对邵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座研究生对于负面词搜索方法提出了疑问,她指出,负面词不一定代表报道态度负面,如“中国环境污染有所改善”,在负面关键词下却是正面评价。邵老师回答指出,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通过计算机方法自查,认为这部分报道占总体比例较小,不超过5%,计算偏误对结果的影响不是很大。最后,邵老师简单向大家介绍了媒体经济学。媒体经济学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主要关心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要关心媒体的影响?因为媒体既能传播信息,又有扭曲信息的权利。其次,媒体是不是可以扭曲人们的行为?目前大多数结果表明不能扭曲,但可能加强人们所持观点的倾向性。扭曲的方式包括两种,一方面,通过报道频率影响人们对于事件的重视程度;第二种,对于新闻的报道方式,可以对人们对同一件事情的思考视角。程大中、汪思海、何喜有、罗长远、沈国兵、唐东波、尹翔硕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邵老师进行了深入地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2. 2018年4月10日下午3:30-5:3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2期暨“美国经济圆桌”第3期“中美贸易摩擦走势研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郑宇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素华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四位嘉宾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唐东波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对本次报告进行了点评。
 
首先,万广华教授从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中国能否打赢贸易战、中国的应对策略三个方面阐述了其观点。万老师认为,贸易战不可避免。从短期、中期来看,特朗普要利用这次机会获得国内反对全球化民众的支持,为其11月份的中期选举及2020年的大选造势。而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这场贸易战中,由于中国较美国而言开放度高、经济体量小、发展程度低,因而难以在贸易战中胜出。但是,我国内需潜力巨大,可以在国内做出调整来降低贸易战的影响,如推进城市化、市民化。在对外方面,要以战求和,尽早结束贸易战。具体来看,第一,据理力争,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禁令;第二,把中美贸易战拖到多边框架里,寻求其他经济体的支持,分化美国阵营;第三,充分考虑反制措施对美国国内不同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选举的影响;第四,早日为贸易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秩序框架的重新建构做好铺垫和准备;第五,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不可避免的让步,面子让、里子不让,短期让、长期不让。
郑宇教授认为,首先,美国要求中国立即减少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在短期完成的;何况在不同统计口径下,2016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有较大差异:按美国的口径为3650亿美元,按中国的口径为2500亿美元,从价值链视角计算为1400亿美元。其次,国内政治力量对一国进行贸易战的决心、持续程度有较大影响,由于贸易的政治分配效应,中国民众对贸易战的支持度高,而美国民众反对声音较大。另外,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5次301调查都以和解告终,而如今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达美国的60%,加之美国对于权利转移的担忧,此次贸易战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的难度加大。关于中国的应对措施,郑老师认为,第一,反制措施要针对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可替代的、对美国选举有重要影响的产品进行设计,如大豆、猪肉、飞机、汽车;第二,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第三,实现内部制造业的升级,实施2025计划,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最后,郑老师指出,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中国将成为全球商品的吸铁石,彼时的主要问题将不是中国占领美国市场,而是中美之间互相争夺资源;美国所担心的将不是“made in China”,而是“made for China”。
田素华教授从美日贸易摩擦谈起,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与美日贸易摩擦过程相似,都经历了从低级商品向高级商品,从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从单项商品摩擦上升到全面冲突的多个阶段;起因也相似: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美国经济竞争优势逐渐弱化、本币对美元升值难改美国贸易逆差之势,以及经济问题时常被政治化。此次中美贸易摩擦集中在中国先进制造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最终目的,即以知识产权保护缺失、不公平竞争、国家安全为由,对华实施制裁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旨在保护美国制造业全球竞争优势、阻击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则在于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引致美国贸易政策选择的三难困境,以及本币汇率钉住美元的其他经济体实施国内政策的三难困境。田老师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会导致两败俱伤。对中国来说,会增加供给侧改革变数,不利于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不利于中国消费者福利提高,增加中国国内通胀压力。对美国而言,中美贸易摩擦会削弱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对此,中国的应对措施有:(1)全员动员实施整体救济;(2)寻找同盟免受贸易孤立;(3)见好就收避免贸易摩擦引发其他事端;(4)建设多中心国际货币体系。
沈国兵教授强调了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理念。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年度贸易政策报告聚焦五大支柱:支持国家安全政策的贸易政策、加强美国经济、谈判有利于所有美国人的贸易协议、执行和维护美国贸易法、加强多边贸易体制,这集中彰显了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美贸易摩擦已由正常的贸易逆差摩擦升级到知识产权保护摩擦,已变异为美国国内贸易法凌驾于WTO国际规则之上的新型贸易摩擦;另外,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商品贸易摩擦升级的同时,也在金融货币市场打起货币政策加息的“组合拳”,意在实现制造业和资本双双回流。对此,中国的应对举措有:(1)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在双边贸易摩擦中处于非对称的应对地位;(2)不宜叫嚷开打中美双边“贸易战”,应审慎地将其视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3)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国家及地区具有利益一致性,应联合起来警惕美国串谋少数国家协同一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应对;(5)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特别是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调整对外贸易出口结构;(6)对美国不断挑起的双边贸易摩擦要区分级别,分别施以应对举措,促使其重回到贸易磋商上来。
随后,张军教授对本次报告会进行点评。他认为,中美贸易“再平衡”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贸易顺差的下降需要用国内需求扩张来对冲,而国内需求扩张需要扩张信贷。如今我国贸易余额占GDP的比例已低于2%,而代价是居高不下的宏观杠杆率,这成为中国经济的巨大问题。另一方面,美国的问题是基础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改革。特朗普的做法是利用民粹情绪,但这样不会真正救美国。
罗长远、陈建安、何喜有、程大中、唐东波等老师参加了报告会,并积极参与了讨论。程大中教授指出,保罗·萨缪尔森曾发文反思全球化、反思自由贸易,认为全球化未必对美国有好处。该文章影响很大,特朗普的政策能从中寻到影子。陈建安教授指出,客观上讲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实有所欠缺,我国应该进行反思。最后,本次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3. 2018年4月11日,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优秀让·莫内欧洲研究中心项目,NO.2015-2629支持)主办,中国欧洲联盟研究会协办的复旦大学2018年“大使论坛”在经济学院801教室顺利举行。我校特聘教授,中国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大使做客本次论坛,就“当前德国内外处境和中德关系”作了精彩的演讲,论坛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丁纯教授主持。演讲持续近两个小时,此次“大使论坛”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和沪上其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师生三十余人。
 
4. 2018年4月17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3期“国际政治风险下的跨国并购和投资”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杜巨澜老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大中教授主持。
杜老师这篇工作论文所探讨的主题是政治冲突下的跨国并购与投资——以日本在华的投资情况为例。首先,杜老师从文章的研究背景切入。随着当前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生产向全球一体化迈进,且创新型的技术等关键要素也在全球范围内分散,许多跨国公司都在本国范围之外销售了更多产品与服务。在这一背景下,在跨国并购与投资中,国籍似乎不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中可能难以避免地遇到政治冲突的目标国家,它们可能需要调整其进入模式,隐藏或减少国籍的可见度,以完成对目标企业收购,或尽量避开这些有纠纷的目标国。因此,在跨国并购的实践中,由于可能的政治风险,国籍的影响依然不可忽略。
为进一步探究,杜老师提出了文章的研究问题:从收购方与目标国套利的视角,政治冲突如何影响公司的跨境并购活动与全球基金投资组合。针对这一问题,杜老师同时提出的两点假设:(1)可能的影响包括:撤离(选择其他目标国);或在目标国内重新选择投资区域;(2)可能的影响渠道包括:历史事件记忆;激烈的反抗活动;人们对于收购企业国家的看法。谈及文章使用日本在华投资作为主要参考案例的原因,杜老师认为主要由于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与经济交流、投资与贸易往来都十分密切,而反日的示威活动也在我国内大规模爆发,可以中日政治冲突作为冲击分析其影响。
基于文章的研究问题,杜老师对以往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单回顾。诸多学者的研究都关注了国家间的敌对关系与跨境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如Gupta and Yu, 2009; 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9; Glick and Taylor, 2010; Michaels and Zhi, 2010; Ahern, Daminelli, and Fracassi, 2012),其中也不乏针对中日战争对双边贸易与投资影响的研究(如Che, Du, Lu and Tao, 2014; Fisman, Hamao, and Wang, 2014)。在此领域内,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研究了收购中的隐匿行为,即跨国公司在选择目标时减少国籍的可见性,主要通过在第三方国家控制的子公司对中国的目标企业进行收购,并还解释了日本跨国企业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同时,文章还在Fisman(2014)的基础上对于日本投资者对其中国持有的股份的反应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此外,还进行了模型的冲击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5年日本修改历史教材这一事件作为政治冲击。这一年,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后,重庆、广州和深圳市都在3月26日爆发了示威活动,民众不满情绪强烈。紧接着,日本政府又在4月5日通过了新修订版本的历史教材,教材中对日本侵华的历史予以否认——成为了当年影响中日政治冲突的导火索。而仅选择此唯一事件的原因在于:它是2000-2009年间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唯一重大事件,且在此事件发生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国间的对外投资活动频率都很低;而在此期间,其他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中美关系、中国与欧盟、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都相当顺利。这有助于单独研究中日关系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并增加了文章识别战略的有效性。
在计量分析阶段,文章在定义变量时还使用了一些假设:用并购交易数量与金额的相关记录来衡量收购规模,此外,还从中选取了真正完成的收购交易(相较于宣布但最终未完成的收购而言);根据最终控制者是否为政府部门,将目标企业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根据目标企业管理层的态度,将交易分为友好型与敌意型收购;根据目标企业所在的产业,挑选出涉及高技术产业的收购与敏感产业的收购(如能源、材料、媒体等);根据收购百分比,分为全资收购、多数股权收购与少数股权收购;根据是否有历史交易,分为新目标公司的收购与增量收购等。
基于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文章最终得到如下结论:(1)在反日示威活动结束后,日本收购中国目标企业的频率和数量都有所下降;(2)此外,各类指标也有所恶化,友好型收购、国有企业收购、高科技和敏感行业的收购、多数股权收购交易量与频率都有所下滑,此外,交易完成率降低、交易谈判持续时间增加等;(3)政治冲突后,日本注册基金在中国企业的投资组合也有所下降;(4)而上述变化表现出显著的省级差异:有更强烈的战争记忆、抗议情绪和对日本的负面看法的省份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5)在政治冲突后,日本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第三国的子公司对中国的目标企业进行收购。
报告后,与会者对杜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谢一青老师提出,当前研究的时间跨度较短,可以尝试将研究数据的维度延长,进一步判断这种影响持续的时间。何喜有老师也对杜老师的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程大中、丁纯、汪思海、干杏娣、田素华、谢一青、李志远、樊海潮、何喜有、罗长远、沈国兵、唐东波、吴建锋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杜老师进行了深入地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5.  2018年4月24日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4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应邀作了题为“A Simple Model of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nd Some Ongoing Reforms”的学术报告,探讨了我国从放松户籍管制中得到的红利。报告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主持。
我国于1958年正式实行户籍制度,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间不能自由流动。其目的是,通过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进行工业化的积累;防止农民因收入差距的诱惑而进城,造成抛荒。但是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也造成了城市-农村与城市-城市的双重分割:不仅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水平、福利待遇方面存在差距,而且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之间也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有较大差异。进入邓小平时代后,户口管制有所放松,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但大部分仍保留农村户口,从而形成农民工群体。赵老师认为,正是这些民工潮催生了中国出口贸易的繁荣,促进了我国贸易模式从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转变。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将Ricardo-Viner模型、Harris-Todaro模型、Lewis模型相结合,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红利及其分配;再向模型中引入一系列政策因素,如出口退税、外资政策、经济特区、城镇化等,研究这些制度带来的影响
赵老师首先从城乡分割角度进行探讨。在该模型中,有农业、工业两个部门,劳动、土地、资本三种要素;其中,部分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并以概率ρ获得城市户口和收入 ,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获得收入 ,农民工总的预期收入为 。用 表示劳动力流动成本,则在均衡条件下, , , 。由此可知:户籍管制放松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减少了农村劳动力数量、降低了农业部门产量;同时,城市就业人数增加,工业部门产量提高,制造业企业支付的工资降低。因此,户籍改革促进了农产品的进口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了我国贸易模式的转变。
在城市-城市分割模型中,假设:1)政府按优先顺序对n个城市进行投资,以提供城市公共品;2)公共品与资本、劳动一起进入制造业的生产函数。由于大城市吸引了更多的政府投资,因而拥有更多的公共品,其工人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在那些劳动力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农民工出现回流,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随后,赵老师将一系列政策因素引入模型,得出结论:1)出口退税政策提高了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增加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提高了农民工工资和农民收入;2)FDI、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经济特区政策有类似影响;3)城市化降低了农民收入和农业产出,但提高了工业部门产出和出口;4)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农民工数量,减小我国出口规模;4)国企私有化扩大了我国收入差距。
万广华教授、罗长远教授、沈国兵教授、程大中教授、干杏娣教授、刘军梅副教授、唐东波副教授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赵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6. 2018年4月28日晚18:30-20: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5期“Productivity Growth, 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Export-Led Growth”在经济学院泛海楼205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教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主持。
姚老师这篇工作论文所聚焦的主题是,中国在经历了出口导向模式与高速的经济增长后,政府能否通过固定汇率加速经济增长。关于政府汇率机制的选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研究和与事实表现方面有明显差异。已有研究理论与实证结果都表明,在完美市场条件下,固定汇率制不能影响实际价格,从而影响实际经济表现;而最近的事实却是,从亚洲四小龙到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赶超型国家都采用了固定汇率,它们以更低的工资减少了单位劳动成本。反观研究与实际不符的原因,已有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忽视了决定汇率政策成败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正如Eichengreen(2008)所指出。因此,本篇文章考虑的经济基本面因素为:贸易部门较非贸易部门更快的刺激增长,以及名义工资刚性。
接下来,姚老师简要分析了文章的理论逻辑。首先,假设一国可贸易部门通常具有一定垄断力与技术壁垒,只有固定数量的企业在可贸易部门中生产,因此工厂比工人具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而不可贸易品部门则假设为完全竞争,没有议价能力,是工人工资的被动接受者。此外,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可以自由流动。在此假设下,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国可贸易品对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会使实际汇率上升。这种效应主要通过名义汇率与通胀两种渠道产生。而在固定汇率制下,第一种渠道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在工资刚性的条件下,固定汇率相对于浮动汇率制而言,将会导致实际汇率的低估。同时,对于经济增长或产出的效应也有所低估。主要原因在于,在固定汇率制下,名义工资增长更慢,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较低的工资减少了单位劳动成本,从而是的可贸易部门的利润增加,尤其是当可贸易部门扩张时,更大的就业量带来了更多利润;当产生贸易盈余时,就业量会有所扩张,因此,经济增长效应在贸易盈余的国家是正向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国家更倾向于使用固定汇率制。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建立了简单的两部门模型,并提出了四个可验证的假设:(1)当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相对生产率提高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就会产生,但当经济中存在工资刚性的时候,它在固定汇率下的弹性比浮动汇率制度下要小;(2)工资刚性越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弹性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下的差距就越大;(3)当一国的可贸易部门经历了生产率的增长,若要使固定汇率制度下的就业水平高于浮动汇率制下,必要的条件是该国拥有贸易顺差,且这一差距随着可贸易部门的工人中从事出口的人数比例的上升而扩大;(4)当一国的可贸易部门经济了生产率的增长,若要使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经济增长高于浮动汇率制下,必要的条件是该国拥有贸易顺差,且这一差距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大。
在实证分析阶段,文章使用了1980年-2007年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所提出的的四个假设,并将实证结果应用于中国的模拟研究。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典型国家之一,自1994年以来就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包括: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出口的显著增长、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GDP的大幅增长与劳动者收入份额的下降。在模拟研究中,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数据,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下固定汇率制对于工资水平的刚性、工业部门的扩张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可能的解释。此外,对于我国劳动贡献下降可能的解释包括,劳动力大量富余、金融市场失效以及工业化导致的劳动力结构变化。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的政策含义如下:首先,当可贸易部门较不可贸易部门增长更快时,固定汇率制促进了经济增长,主要由于价格刚性下固定汇率减弱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其次,固定汇率制是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型的补充,在贸易顺差的条件下,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扩大可贸易部门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固定汇率制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为这些国家可贸易部门的单位劳动成本更低。然而,额外的经济增长也使收入分配有所恶化,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综上所述,固定汇率是一种可能的政策工具,需要基于合适条件的经济基本面,且伴有一定的政策成本。
报告后,与会者对姚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程大中老师提出我国固定汇率的低估是否会对结论造成影响的疑问,姚老师认为,研究考察的主要是汇率制度的选择,而不是汇率水平的高低,因此不会改变文章的结果。朱智豪老师提出,不妨在文章的模型构建中尝试结合中国的特点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使模型更加丰富,如加入资本积累这一变量,拟合效果可能会好。万广华、程大中、樊海潮、朱智豪、范剑勇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姚老师进行了深入地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7.  2018年5月8日13:30-15: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6期“Trade, Risk Taking and Volatility”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王永进副教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主持。
首先,王老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动机。一方面,宏观经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层面波动的加总,研究企业波动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宏观波动。然而,现有文献对企业波动的探讨却相对缺乏,关于企业规模与波动率实证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贸易对宏观波动的影响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话题。传统理论认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可能使其面临特定行业的冲击,从而提高该国的收入波动率。但实证研究并未支持这一结论,并认为国家层面冲击比产业层面冲击更为重要。
为了进一步研究以上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异质性企业与内生风险选择的理论模型,探讨企业风险选择、产出波动与贸易的关系。该模型将企业的进入和生产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企业进入市场,并了解自己的能力;第二阶段,企业根据其能力选择是否进行生产,以及生产“安全项目”还是“风险项目”,若选择风险项目,则会有较高的波动率。也就是说,企业的波动率取决于其内生风险选择,而企业的风险选择取决于其在两种状态下的利润比较,企业的利润与其生产率有关。模型还假设企业进入市场、选择风险项目均会产生固定成本,但由于企业可退出市场,长期利润不可能为负值。
基于以上理论模型,王老师提出了几个命题:(1)当选择风险项目的固定成本较低时,生产率最低、最高的企业选择风险项目,生产率居中的企业选择安全项目;而当风险项目的固定成本较高时,低生产率企业选择安全项目,高生产率企业选择风险项目;(2)企业家越具有耐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风险项目;(3)贸易开放提高了选择风险项目的企业的比例;(5)可变贸易成本与选择风险项目企业所占的比例成反比,而固定贸易成本的影响不确定。王老师通过模型推导,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证明。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合理的参数范围内,生产率最低和最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风险项目,而生产率居中的企业选择安全项目,因此,企业生产率与波动率之间呈U形关系。贸易开放导致更多企业选择风险项目,从而提高了一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率。
王老师的报告引发了与会师生的热烈讨论。沈国兵老师对“企业波动”的概念和文中的图示提出疑问,他认为波动性与不确定性有关,企业一旦形成产出,便不具有不确定性;而图示中企业利润函数的线性形态,也与不确定性的概念相矛盾。对此,王老师回应道:当企业选择风险项目时,可能会成功从而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及产出,也可能会失败并导致生产率和产出下降,这构成了企业不确定性的来源;而图中所示的利润函数是事前预期利润,通过代数运算得来。
沈国兵教授、罗长远教授、干杏娣教授、程大中教授、丁纯教授、樊海潮副教授、何喜有副教授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王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8. 2018年5月15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7期“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中日博弈:一个泛距离视野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浙大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赵伟教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主持。
报告开篇,赵老师首先从如何完成一篇优秀的学术研究说起。学术研究的起点是选题,好的选题特征包括三个方面:有趣味,一经说出来就能在同行中产生共鸣;有理论,有现成的理论可依托,且可望拓展现有理论;有方法,科学的方法,经济学尤其讲究方法,包括刻画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模型、检验推断的计量方法。而如何获得好的选题呢?一方面,可以运用“拿来主义”,将外国原创思想进行“中国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阅读相关理论,并结合当前实际进行思考,产生新的想法。同时,赵老师认为通过阅读的积累,可以使多学科的知识相互碰撞,产生新的灵感与思路。学术研究也遵循着与制造业相似的分工,idea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一个好的选题下,学术研究包括四个关键步骤,即提出问题、背景研究(文献综述,分出已知与未知)、推出猜想(命题)与实证检验。之后,理出结果,分出对错;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随后,赵老师提出了本文所聚焦的主题,即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中日博弈:一个泛距离视野的分析框架。文章的主要目的为,通过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现实的梳理,提出一个研究论题,借鉴并试图拓展现有理论,进而设计一个研究框架,就本人长期摸索出的方法做点演示。谈及选择这个论题的原因,赵老师指出,这个问题在新近思考的领域内,且是自己喜好的综合:空间经济学、博弈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三个经济学分支知识的综合。
在文章理论部分,赵老师首先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空间经济学是关于经济活动地域分布的学问,研究的关键词包括空间集聚与分散,中心—外围模型等。在泛核心—外围视野下,全球经济包含三大核心:北美(美国独占)、欧洲(欧盟)与东亚。而从空间上来看,全球三大核心中,北美和欧盟基本稳定,而东亚是不稳定的核心,是支离破碎的区域与重叠的自贸区下的一体化。当前东亚核心包含四块经济:中、日、韩与东盟。而从发展历史来看,东亚核心从1980年代日本独享,到1990年代日韩分享,2000年以来的中日韩分享,逐步发展至当前的向南扩张,东盟逐步加入核心,发展趋势为从“雁型模式”发展至当今两大(中日)与两小,构成一个不稳定的“菱形结构”。不稳定有双重含义,第一是人均GDP的巨大差异,尤其是中国与韩、日;第二是中国在核心的地位不稳固,尚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接下来,赵老师从博弈论的视角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阐释。当前东亚一体化中,大国主动而不主导,如日本试图依赖外力获得主导,中国主动(积极)而不主导,反而由东盟主导(战略:依托内部一体化,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议,主导东亚一体化)。因此,大国博弈的局面表现为,“两大”从合作走向竞争,地缘政治摩擦干扰经济合作;“两大”争“两小”,东盟是关键。从而在当前东亚一体化的形势下,中日博弈至关重要。从博弈论的视角,一体化主导权之争可以看成双寡头竞争,两大争两小, 聚焦东盟,获东盟支持者占优。从而可以把东盟比作第三方市场,把中日比作两个各自市场独家垄断的企业,只向第三方市场销售产品,体现为双寡头博弈。若将中日博弈类比为Bertrand 竞争,则面临的约束条件可以类比为中日争夺东盟的出价:中日竞相让利(援助)东盟,谁的优惠多(出价低),谁就能赢得东盟在一体化方面的合作。结合现实来看,相关的案例爱哭中日博弈东盟基础设施,泰国铁路项目等。如果设定两国的反应曲线,则曲线的起点由成本决定。此处成本的界定为克服距离的成本,引申为中日两国克服东盟距离的相对成本,成本较低者占优。
进一步地,赵老师从泛距离的视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说明。赵老师定义了REI,即相邻国家之间通过部分或全部消除贸易壁垒进而实现经济政策统一的过程。其核心目的是逐渐缩小,直至消除限制经济交易的边界与距离效应。边界=距离=差异,此为1980年代以来经济学一个复活的视野, 由John McCallum(1995, AER)提出,具有开拓性。赵老师在此基础上将非地理因素纳入地理概念,将文化、制度、宗教、信仰等各种差异纳入泛距离视野,将克服这些距离的成本纳入中日两国争夺东盟项目的成本。文章纳入的分析的主要包括三重距离: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这样处理的好处主要包括:(1)可以计量,纳入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2)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政府与各种NGO努力的贸易成本效应;(3)便于找出问题,确定未来政策着力点与努力的方向,比如:缩小文化差异不单单靠政府间互动,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间互动,由此引出NGO的重要性;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惯例、行业惯例、约定俗成等)影响与民间互动的意义等。
基于多重距离综合方向的拓展引力模型分析方法与实证分析,文章最终得到的结论如下:(1)东亚经济一体化可按照博弈论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去刻画,中日争夺东盟是博弈的焦点;(2)可将三重距离视为博弈出价的固定成本,综合考虑这样的问题:中日与东盟之间,哪个距离更小,因而成本更低;(3)可按照成本-收益分析去理清其中的机理。此外,文章仍有尚待理清的问题,如国与国之间制度距离越大是否越不利于贸易投资互动,文化距离是否有拐点等。
报告后,与会者对赵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尹翔硕老师指出,当前已有很多关于文化、制度距离的研究,但本文将三重距离纳入到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具有创新性。那么如何具体进行度量,以及如何能够体现出现实中几个维度的真实差异。赵老师认为,文章借鉴了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就各国的每一个特征进行打分,并根据各项因素的重要性分别设定一定权重,最后算出综合的评分。沈国兵、程大中、汪思海、尹翔硕、丁纯、唐东波、陈建安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赵老师进行了深入地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9. 2018年5月18日至20日,第五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世界经济新格局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绿城广西南宁市广西财经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广西财经学院联合主办、复旦-广西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和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具体承办。来自国内45所高校、6家研究机构、9家期刊、出版社和媒体共约120多位专家学者、资深编辑和媒体工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受到《世界经济》、China &World Economy、《人民论坛》、《世界经济文汇》、《财经研究》、《南开经济研究》、《广东社会科学》、《浙江学刊》、《世界经济情况》和《广西财经学院学报》等期刊编辑部的大力支持。
本次论坛受到了主办方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广西财经学院党委书记韦春北、校长夏飞、副校长潘慧分别出席了开幕会和闭幕会,并在会议上致辞。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葛宏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素华、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孙杰研究员、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等作为会议各代表在开幕式上进行发言。
 
10. 2018年5月21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丁纯教授在匈牙利央行行长于复旦经院205室的报告会上,就他的演讲“Relationship of Two Growth Engines: China & V4 Current State of Play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作了精采点评,分别就中国与维兴格拉德集团4国的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及中匈合作阐述了其观点,受到行长的赞许。会后,参加了校党委书记焦扬接待匈央行长,匈驻沪总领事的活动。
 
11. 2018年5月26日下午13:30-17:00,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上海论坛高端圆桌“区域‘去一体化’现状、动因和出路”,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3楼3CD报告厅顺利举行。
本次报告的主讲嘉宾包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程大中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Paolo Epifani、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陆毅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院长张磊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樊海潮副教授。报告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报告开篇,首先由万广华教授致辞表达了对本次论坛的愿景与期望,并由罗长远教授介绍了会议的各项议程。随后,会议第一场“贸易战、贸易谈判和全球化的未来”正式开始。
第一位发言的是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他从“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三个防止/三种危险、四个主要任务和五项措施”对中美贸易争端进行了解析。鞠教授认为,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对贸易利得的争议是正常的,但是因为贸易摩擦打破现有的生产价值链是不可取的,因此中兴事件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核心”的旧格局已被打破,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这种全球贸易的常态性、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演变。谈及我国该如何应对,鞠教授指出,中国要防止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出现日本式、苏联式和国际金融危机三类危险。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总体而言,虽然面对着中美贸易摩擦,但中国贸易的未来发展是光明的。
随后,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陆毅教授分享了自己近期关于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从中美贸易的相关数据来看,尤其在2000年中国加入WTP之后,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的渗透度逐渐提高,而美国的制造业就业相应出现下降。很多美国学者都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导致美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在关于政治和传媒的研究中,陆毅教授发现,受到来自中国进口影响越大的地区越容易投票给民主党;在这些地区的报纸媒体也更容易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可见,贸易方面的影响则进一步扩散到政治与传媒领域。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紧张局势下,美国对中国施加了反倾销措施,主要为了保护国内弱小厂商。这一举措也导致了中国生产率较低的出口企业退出市场,但存活出口企业出口量降低幅度都很小。
接下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结合“去一体化”背景介绍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相关情况。进口博览会是今年四场主场外交之一,主要目的是在当前“去一体化”的背景下,将中国的话语权和引领权及参与规则制定的立场和诉求向国际社会展示。“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高质量开放,在于“动力、质量与效率变革”。而“十九大”之后,高质量开放则是基于内需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化。因此,举办“进口博览会”是高质量开放的重大实践和典型示范,能够在于国际经贸新标准的对标过程中完成内需逐步放大中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在此意义而言,进口博览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区域经济活力的增强、国际产能合作,双边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总体而言,进口博览会是贸易便利化的措施,投资便利化的窗口,更是中国开放的姿态。
第四位发言的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教授,他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区域经济“去一体化”形势下FTA质量的变化。在“逆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去一体化”的影响下,RTA和FTA的数量增长下降,且高质量的RTA与FTA也逐渐停滞与退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催生与呼唤新贸易规则,而新贸易条款主要践行于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目前,学术研究中度量贸易协定质量并考察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频数法,二是计分法。目前,亚太地区区域价值链贸易关系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亚太地区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流产,使该区域面临“去一体化”威胁。总体而言,中国应将自身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紧密联系起来,将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领域与传统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有机结合起来,作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减少国家之间差异的重要支撑和障碍。
在第一场会议的讨论环节,现场嘉宾及老师就中美贸易战结局预期,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以及我国多边贸易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讨论。鞠建东教授认为,两国的战略方向目前暂时难以准确判断,但对于我国而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四点任务:发展高科技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变、调整对外开放战略以及拓宽亚洲地区的市场容量,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黄建忠教授指出,我国多边路径的选择,从目前来看有两点:一是自身选择的能力,主要是货物贸易便利化,我国2015年4月已经签订了WTO的货物贸易便利化协定;二是投资便利化,我国在G20上也主动推进了关于6项投资贸易便利化的措施。
在短暂的茶歇与合影后,论坛的第二场“全球价值链、区域一体化和WTO的角色”随即开始。率先演讲的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Paolo Epifani教授,他基于自己的研究,从贸易的视角分析了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首先,他从Gourinchas和Jeanne曾提出所谓的“配置谜题”引入:68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1980-2000年的横截面数据显示,资本净流出和生产率增长率负相关。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贸易逆差对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基于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后,Paolo Epifani指出,资本净流出主要与制造业贸易逆差有关,因此,一个有中间品的两部门多国贸易模型可以解决这一分配谜题。
接下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院长张磊教授带来了他的分享,主题为:WTO在反“去一体化”中的角色。过去10年,随着WTO多边贸易谈判逐渐陷入停滞,区域贸易协定(RTAs)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新贸易规则中的试验作用。张教授认为,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佳途径,重点应该是确定如何缓解真正的挑战,并利用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机遇,促进经济一体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而现有方法存在三点问题:缺乏政治意愿、资源约束、及针对了错误的“问题”。因此,需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转换:获取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新信息、数据和分析;谈判和实施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区域一体化;区域贸易协定的聚焦和多边化;发展配套政策。
下一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程大中教授,他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梳理了WTO的边缘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演变。程教授认为,在全球价值链(GVC)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企业承担着不同的生产任务。此外,现在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由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所主导的。当前,由于单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崛起,WTO正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相比之下,PTAs和FTAs在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方面具有比WTO更多的优势。而就我国目前的战略选择而言,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机构改革与开放。如果中国采取地区主义政策,那么政府需要深思熟虑如何选择贸易伙伴以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最后一位演讲的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樊海潮副教授,他分享了自己近期的研究:开放还是封闭:基于“中美贸易战”和“中国加入WTO”的量化分析。樊老师所聚焦的是关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保护主义的分析,首先,他基于许多案例研究发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会降低两国人民的总体福利水平。进一步地,他基于Eaton-Kortum模型与Monopoly模型,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来衡量和评估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加入WTO对于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有何影响。总体而言,两国贸易摩擦对福利的影响不会超过1%,而中国的福利水平相比美国会下降更多。此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提高全球各国的福利水平。
报告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以及其他与会者就中国坚持多边贸易与区域性贸易共同发展的战略进行了讨论。罗长远教授提出,目前美国区域性贸易与多边贸易“两条腿”似乎都不再向前推进了,在此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两条腿走路”前景会如何。程大中教授认为,中国在选择WTO还是选择区域主义的时候,关键取决于两种战略本身的好坏。特别是选择区域主义的时候,选择“一带一路”还值得反思。实际上,对于美国的战略选择,人们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最后,万广华教授将本场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总结为三点:(1)中美贸易战或将持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取决于人均GDP规模,目前对未来双边关系仍持悲观态度。而贸易战对两国的福利无疑具有负面影响,且对世界的贸易秩序也会产生影响;(2)世界贸易秩序似乎正向小区域内发展,而不是继续坚持WTO,货币方面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WTO的改革与发展方向也仍存疑问;(3)如果WTO能在中美贸易战中发挥作用,那么未来它的作用将更明确、更长久,而如果WTO不能发挥作用,那么中美贸易局势将持续恶化,世界秩序、世界贸易体系未来的变化也将发生改变。
来自各大机构、高校的上海论坛嘉宾、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各位老师与在读研究生出席了本次论坛。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12. 2018年5月26日,由丁纯教授组织的获欧盟优秀让·莫内项目(NO.2015-2629)支持的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优秀让·莫内欧洲研究中心)、上海论坛合办的题为“亚欧协同,共筑适应现状与包容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的“Jean Monnet Conference”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让莫内讲席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丁纯教授作为议会主持人,并发表了题为《金融危机后的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与经济治理——聚焦中美欧》的演讲。
 
13. 2018年5月27日,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丁纯教授组织的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Workshop on the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 of EU-China Economic Relation”会议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举行。
 
14. 2018年5月29日13:30-15: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8期暨2018年度世界经济研究所校庆报告会“世界经济专题”顺利举行。本次报告会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主持。主讲嘉宾包括万广华教授、孙立坚教授、范剑勇教授、罗长远教授、沈国兵教授、樊海潮副教授和何喜有副教授。
首先,孙立坚教授以“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为主题做了报告。孙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吸引制造业回归,减少贸易、财政双赤字;同时增加就业,赢得选票。对此,美国对内减税,为制造业回归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加息、松绑金融机构,以增强美国国际竞争力;对外则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争端,试图将苹果、高通等核心制造业上游企业打回美国,同时兼顾左右两派诉求,最大限度赢取选票。其中,我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走在加息通道上的美国要求中国承诺开放服务业,其真正用意是打开中国金融市场,以吸引我国大量的储蓄。一旦我国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将会面临极其不利的境地。如果说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的错误在于向美国全面让步,放弃制造业,从而导致了产业空心化问题,那么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必须守住资本账户这一底线。
范剑勇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城镇化模式的改变进行了探讨。地方政府建立工业园区、招商引资的激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业GDP和土地出让收入。2008年后,我国大量金融资源配置到房地产部门,对制造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而不断膨胀的土地金融进一步支撑了泡沫的发展。2015年后,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中央政府对土地金融进行管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成本大幅提高,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并难以支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影响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城镇化需求减弱,我国城镇化模式发生改变。但是,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债务问题仍较严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高于东部地区。
接下来,罗长远教授分享了他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见解。罗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发生变化,美国遏制中国成为长期方略,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场持久战;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12月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典之前,中美贸易摩擦仍可能继续发酵。相对美国而言,这对中国是更为不利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时点上,我国本应继续深化改革,但中美贸易摩擦却可能分散中国的注意力,使我国将应对美国的检查作为第一关切。在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我国设立海南自贸区,对于推进国内深层次改革、回应国际诉求都是有利的;但若日后美国在其政策篮子中加入更多地缘政治的考量,我国能否保持定力、继续真心实意推进改革,是个巨大考验。
樊海潮副教授则定量地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他报告的主题是“开放还是封闭:以‘中美贸易战’和‘中国加入WTO’为视角的量化分析”。樊老师基于Eaton-Kortum(2002)模型与Meliz(2003)模型,衡量和评估了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加入WTO对于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福利水平的影响,主要考虑四种情形: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中美双方互征25%的关税、中美全面贸易摩擦与中国加入WTO。研究结果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将降低两国总体福利水平,但影响不会超过1%;相比于美国,中国的福利水平下降更大。此外,中国加入WTO会提高世界各国的福利水平。
沈国兵教授从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的角度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解析。沈教授认为,此次中美贸易争端包含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市场开放三个层次,其根源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这一理念涵盖了五个方面:第一,支持国家安全政策的贸易政策,这是超越正常经贸的杀手锏;第二,加强美国经济,进行减税、削减政府监管负担,夯实经济内部动力,这成为美国准备对外贸易摩擦博弈的支撑基础;第三,谈判有利于所有美国人的贸易协议,重塑利己的世界贸易新规则;第四,执行和维护美国贸易法,将美国国内贸易法凌驾于WTO多边规则之上;第五,加强多边贸易体制,试图利用WTO制定规则,为美国带来更大利益。由于我国面临大量毕业生就业、中美贸易结构不对等等问题,我国在贸易摩擦中处于非对称的应对地位。因此,我国不能轻言贸易战,可以适当做一些让步。
何喜有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济合作区的结构性特征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是由中外两国政府推动,国内企业主导,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产业特色鲜明、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各类经贸合作区的统称。截至2017年底,我国企业在44个国家和地区在建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共计99个,在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的75家合作区累计投资254.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合作区的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主要集中在农业、能源资源、轻纺服装等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加工制造业,但目前正向多元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商贸物流园区、科技合作园等诸多形式。合作区的建设采取政府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商业化运作的模式,牵头企业多为国际经验能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与中国政府和东道国政府关系良好,可以有效整合政策资源并规避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目前合作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沟通机制不健全、投资风险大,战略统筹不足,境外融资难度大、投资收益回收慢,商业模式不清、园区招商困难等。
最后,万广华教授简要阐述了他对贫富差距和贫困的思考。万老师指出,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分配问题。但是,世界各国近百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从二次分配入手解决分配问题收效甚微。因此,只能从一次分配入手,即拓展边际成本定价理论,而这需要对政府、企业的目标函数有全新的认识。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万广华、孙立坚、范剑勇、罗长远、沈国兵、陈建安、樊海潮、何喜有、唐东波等老师与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15. 2018年6月28日晚19:00-21: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9期“Contemporary Global Challenges: Technology, Labor and Globalization”在经济学院泛海楼805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Kaushik Basu主讲,由联合国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Tony Addison评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主持。
报告开篇,Kaushik Basu教授首先从习近平主席在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说起。习主席在发言中引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查尔斯·狄更斯曾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而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依然充满矛盾。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的巅峰。另一方面,我们仍面临着贫困、失业与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统计数据,传统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欧元区与日本)近年实际GDP增长率约为1%-2%,持平于巴西、尼日利亚等新兴经济体,而印度和中国经济则维持稳健,实际GDP增长率约为6%-7%,经济增长率在世界各国分化明显。从贫困率来看,2012年世界范围内极端贫困率为12.7%,具体到国家层面,智利这一比率为1.5%,墨西哥为2.7%,而尼日利亚则高达53.5%,刚果更是高至77.2%,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在相当多国家依然十分严峻。此外,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2008年,随着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倒闭,次贷危机随即爆发。危机期初,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不会大规模蔓延,然而,随着危机的延续和深化,2009年开始,以希腊为导火索,欧洲部分国家也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随后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风暴。对此,许多人感到困惑,世界究竟怎么了?
学者有一种观点将世界乱象归咎于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全球化。早期工业革命中,John Wyatt向英国纺织工业推广他新发明的滚轴纺织机。他于1741年写道,如果采用这台纺织机,一个从前雇佣上百名纺织工的织布厂可能会解雇其中效率最高的30名,却额外雇佣10名年迈的工人或儿童。英国司法部长在授予这台机器的一项专利中指出,“即使是五、六岁的孩子”也能操作它。Kaushik Basu教授指出,技术进步的一种效应是节约了劳动力,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目标促进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多机器,而劳动的投入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利润分配过程中更多收入也被机器所有者占有,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收入下降。从国际劳工组织2014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工资占GDP的比重从1975年至2005年经历了显著下滑,技术进步使工人阶层收入下降,扩大了贫富差距。因此,Kaushik Basu教授在他的著作《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What Can Be Done?》中提出,技术进步也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他们需要在收入失衡与降低贫困率之间进行权衡。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美国在1890年颁布了第一部反垄断法。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家间面临着税率的博弈,美国又在1980年出台了针对国际市场的新反垄断法案。Kaushik Basu教授进一步指出,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世界市场使生产活动分工更加明确,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反垄断法应该取消,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共享经济下,虽然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但可以通过收入分配效应享受更高的福利。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十分重要。
Kaushik Basu教授的报告结束后,Tony Addison教授对他的报告做出了评论。Tony Addison认为,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迅速推进。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对许多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影响。当前美国面临高额的财政赤字,但美元升值的走势依然稳健,美国的经济依然影响着世界范围内持有美元债的大量国家。就当前来看,世界经济面临着三大危机:商品危机、利率周期和货币危机。国际贸易的前景依然取决于各国之间的协商、谈判情况。Tony Addison进一步指出,技术进步的确有显著的负面效应。由于机器的使用,劳动力成本变得相对高昂。1940年代,英国社会有大量的挖矿工人,但现在已经十分罕见。但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是,科技进步是否满足了我们真正的需要?什么是科技进步最大的驱动力?最近有一则有趣的新闻:许多APP对iPhone用户与安卓手机用户的定价不同;大数据分析判断使用较传统邮箱账号的用户信用违约概率较高,由此带来了价格歧视。而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带来了许多福利。在英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风能、太阳能提供了主要能源;此外,技术也广泛应用于新材料与军事领域,如电池、雷达、直升飞机、航空飞船等。因此,他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创造与进步诞生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而大学也应致力于培养更多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报告后,与会者对Kaushik Basu教授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兰小欢老师提出,报告中指出的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冲突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阐释有何区别。Kaushik Basu教授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机制下,马克思的规律并不适用,应当将亚当·斯密等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作为参考。一位旁听老师分享了一些前人对于收入分配的观点,并提问: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分配这部分新增的利润?陆铭老师进一步提出,利润分配的最优数额应该怎样确定。Kaushik Basu教授认为,收入分配过程中应该采取民主的原则,比如可以赋予每位公民投票权。但具体机制如何发生,也取决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陆铭老师提出,任何解决不平等的问题都应谨慎处理。与已有的收入所得税与财政转移相比,怎样判定共享经济的方案更好呢?Kaushik Basu教授认为,当前税收与财政制度下财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导致分配效率低下。要实现更平等的分配,民主的作用至关重要。陈钊老师提出,如何看待机器人的前景?机器人可能成为人们的补充而非替代吗?寇宗来老师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会对传统资本/劳动比较优势造成怎样的影响?Kaushik Basu教授认为,机器人可以提高生产率,有可能替代一部分劳动力。但未来人力资本作用会更凸显,如采取“有创造力的工人”的形式存在,这部分劳动者是机器人无法取代的。因此,大学对人才的教育培养在未来也十分重要。最后,张军院长提出,怎样看待印度经济的前景?印度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Kaushik Basu教授认为印度的增长主要来自电子产业的出口,以及高储蓄与高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当前印度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相信未来将会持续增长。张军、万广华、沈国兵、程大中、罗长远、陆铭、陈钊、兰小欢、寇宗来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Kaushik Basu教授进行了深入地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16.  2018年6月29日-30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与WIDER(联合国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研讨会“亚洲大转型”。
 

二、近期学术成果

(一)重要论文
1.         Cheng Dazhong, Zheng Lekai and Wei Ruqing, “Re-Evaluation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Competitiveness: A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China Economist, 2018,13(3):14-25.
2.         Chu, A.C., H. Fan, G. Shen and X. Zhan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Innov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8,57(3):110-121.
3.         丁纯、张宇恒:《欧盟在跟美国比试谁先眨眼》,《环球时报》,2018年5月4日。
4.         丁纯:《贸易战当前,欧洲更需要凝心聚力》,《环球时报》,2018年6月28日。
5.         Fan Haichao, Xiang Gao, Yao Amber Li, and Tuan Anh Luong,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s: Micro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8, 46(1): 103-130.
6.         Fan Haichao, Yao Amber Li, and Chen Carol Zhao, "Margins of Imports, Forward-Looking Firms, and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8, 81(1): 185-202.
7.         郭光远、樊海潮、唐正明,《平滑转移空间自回归模型下IV方法参数估计值的一致性研究》,《统计研究》,2018年第4期。
8.         Luo Zhi, Wan Guanghua, Wang Chen and Zhang Xun,“Special Section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 June Issue.
9.         沈国兵:《认清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实质及应对举措》,《世界经济情况》,2018年第4期。
10.     沈国兵:《谨防美国打出< 立体组合拳>》,《解放日报-思想周刊》,2018年4月10日。
11.     沈国兵:《美国打贸易战,WTO仲裁功能突然“哑火”,原来美国偷偷用了这一招》,《上观新闻》,上观学习,2018年4月13日。
12.     沈国兵: 《在喧嚣的中美贸易摩擦下 不要忘了美联储加息这步“后手棋”》,《界面新闻》,2018年4月13日。
13.     沈国兵:《似是而非的“301调查”,中国是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澎湃新闻》,2018年4月17日。
14.     沈国兵:《特朗普见刘鹤 贸易战(贸易摩擦升级)解套关键》,《联合早报》,2018年5月16日。
15.     沈国兵、张勋:《行业生产网络下进口中间品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双月刊)。
16.     Shen, Guobing, “China’s firms need robust response to IPR accusations”,《环球时报》(Global Times),2018年4月15日。
17.     田素华、王璇、熊琴:《特朗普减税政策面临四大“均衡约束”》,《财经科学》,2018年第4期。
18.     王清晨、田素华:《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形势分析及未来展望》,《红旗文稿》,2018年第9期。
(二)内部讨论稿、工作论文
1.           沈国兵、张勋:《伙伴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本土企业新出口的影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8年6月。
2.           沈国兵、于欢:《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的直接与调节效应》,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8年6月。
3.           沈国兵、刘颖洁:《“一带一路”倡议下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8年6月。
 

三、重要科研项目

1.         程大中:《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研究》(批准号:18VSJ05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专项立项),研究期限:2018.2-。
2.         程大中:《扩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战略研究》(批准号:14AZD05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期限:2014.8-。
3.         程大中:《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链基础研究》,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委托咨询项目,研究期限:2018.1-2018.12。
4.         程大中:《全球价值链分工新趋势与中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7JJD790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5.         程大中:《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委托项目,研究期限:2018.1-2018.6。
6.         樊海潮:《中间产品贸易自由化与进出口产品价格: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项目编号:716031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研究期限:2017.1‐2019.12。
7.         樊海潮:《企业行为的结构模型分析》,上海市复旦大学高峰学科建设计划,研究期限:2017.1-2018.12。
8.         樊海潮:《国内政策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上海市复旦大学高峰学科建设计划,研究期限:2018.5-2019.5。
9.         罗长远:《先发达地区利用外资的空间和动能研究:以长三角地区和上海为例》,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期限:2018.6-2019.6。
10.     沈国兵:《行业生产网络下创新保护与中国企业外贸竞争力提升研究》(批准号:17JJD790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7年重大项目,研究期限:2017.01-2020.12.25。
11.     沈国兵:《全球生产网络与知识产权保护下中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目标和路径研究》(批准号:15AZD0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期限:2015.11.5-2018.12.31。
 

四、获奖和决策咨询情况

1.           丁纯,《意大利民粹新政府上台的影响分析及政策建议》,上海高校智库中心,2018年6月4日。
2.           丁纯,《上海论坛2017政策建议》,上海高校智库中心,2018年6月13日。
3.           沈国兵:《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实质及应对举措》,报告被教育部采用上报领导参阅,2018年5月3日。
4.           沈国兵,《对“中美经贸谈判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的评估》,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办向商务部报送《沪办信息》(569号),2018年5月7日。
5.           沈国兵,《中美贸易摩擦中应警惕美联储加息这步“后手棋”》,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办向商务部报送《沪办信息》(577号),2018年5月8日。
6.           沈国兵,《对“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内容的评估》,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办向商务部报送《沪办信息》(646号),2018年5月22日。
7.           沈国兵,《中美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创造营商环境来鼓励双向投资》,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办向商务部报送《沪办信息》(695号),2018年6月4日。
 

五、学术会议、学术交流

1.           2018年4月9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早上与荷兰外贸与援助部长西格里·卡格共进早餐,并在随后参加荷兰领事圆桌会议,丁纯教授在会议上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上海经济、中国减贫现状、政策以及对外援助等情况。
2.           2018年4月9日下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邀请,出席由《上海思想界》在上海市社联六楼后乐厅召开的“特朗普经济政策及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下政策工具对中国的影响》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3.           2018年4月12日-13日,罗长远教授应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的邀请,担任天府论坛第445期的主讲嘉宾,作了题为“全球视野下的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4.           2018年4月17日上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出席在上海市社联六楼后乐厅召开的“金融开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发表了题为《谨防美联储不断加息虹吸资本回流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冲击》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5.           2018年4月18日晚,罗长远教授应复旦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邀请,担任“初心与使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讲座《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开放新时代:从中美贸易摩擦说开去》的演讲嘉宾,讲座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3106教室举行。罗长远教授向各位老师和同学分享了自己关于此次贸易摩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看待当下贸易形势和开放走向的新思路。当天,校内外师生多达150人参加了这场讲座。
6.           2018年4月19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参加了由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经济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的2018年第二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会议主题为《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摩擦》,丁纯教授在会上做讨论发言。
7.           2018年4月19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2018 年第二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应对贸易摩擦”。罗长远教授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开放新时代:从中美贸易摩擦说开去”的演讲。会议由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市经济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与会嘉宾还包括陈宪教授、潘英丽教授、黄建忠教授、陆铭教授、丁剑平教授、黄少卿教授等。
8.           2018年4月19日上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出席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学术交流会,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下政策工具对中国的影响》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9.           2018年4月20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参加了由中国欧洲学会经济分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欧洲研究》编辑室承办的研讨会,议会主题为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欧洲”,丁纯教授在议题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欧盟,做了题为《金融危机十年后的欧盟经济现状、问题与前景的思考》。
10.       2018年4月20日上午9:30,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国兵教授应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邀请,出席由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主办的第126期“岳麓经贸学术论坛”,开展了以《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下政策工具对中国的影响》为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祝树金教授主持,沈国兵教授与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领导张亚斌院长、许和连副院长及100余名师生进行了热烈地互动研讨和交流。
11.       2018年4月20日下午,罗长远教授应上海市华育中学邀请作了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开放新时代:从中美贸易摩擦说开去”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罗长远教授也是上海市华育中学的特聘教授。
12.       2018年4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邀请,出席由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美经贸论坛”学术报告,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对我国的影响》的学术讲座,并同与会的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建江、副院长张新华、洪联英等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互动交流。
13.       2018年4月20日-22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对外开放40年:历史经验与新时代”讨论会,会议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及《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合作举办。会议在总结40年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探索构建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相关问题。
14.       2018年4月21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邀参加首届新时代发展经济学论坛并发表演讲。
15.       2018年4月22日-26日,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参加由索菲亚大学孔子学院和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共同召开的“16+1在中欧关系中作用及经济关系”的研讨会,丁纯教授在会议第一节“中欧关系中的16+1”做了题为《Status quo, problems and prospect of Sino-EU economic cooperation——Focusing on Sino-CEECs》的演讲。
16.       2018年4月23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光明乳业党委邀请,在光明乳业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下政策工具对中国的影响”的演讲,为党员领导干部上一堂精彩的中美经贸形势课。
17.       2018年4月25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邀参加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春季论坛暨“城镇化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交叉学科问题”研讨会。
18.       2018年4月25日-27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珠海举行的“三地智库论坛”并发表演讲,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与愿景”。论坛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研究部、广东省政府港澳办和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主办。
19.       2018年4月28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行的“探索建设自贸港,深化自贸区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了题为“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学术报告。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自由贸易港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
20.       2018年4月28日下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中国高校自贸区研究联盟邀请,出席由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主办的“新时代、新格局、新发展”2018年自贸区研究联盟年会,发表了题为《谨防美联储不断加息虹吸资本回流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冲击》的发言,并同与会的自贸区研究联盟的专家们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互动交流。
21.       2018年5月5日上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邀请,出席由两家单位联合主办的“中美贸易谈判评估与未来发展建议”,发表了题为《评估“中美经贸磋商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的发言,并同与会的来自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新华社上海分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22.       2018年5月11日上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上海市宣传系统人才交流中心的邀请,给贵州省宣传文化系统领导干部做了“2018年中美经贸形势”讲座,主题是:“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下政策工具对中国行业的影响”,受到了贵州省宣传文化系统领导干部学员们的热烈反响和好评,学员们评价是“大家都非常喜欢您的课,觉得您这堂课最有收获和启发”。
23.       2018年5月12日-13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的“第五届全国研究生学术年会暨张培刚优秀博士硕士论文奖”颁奖典礼并担任主讲嘉宾,作了题为《外资退出的动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的学术报告。担任主讲嘉宾的还有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刘瑞明教授,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工业经济》合办。
24.       2018年5月14日下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生会邀请,给复旦经济学院本科生做了“2018年中美经贸形势——经涛论坛”讲座,主题是:《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与中美贸易摩擦》,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反响和提问,“大家觉得这堂讲座课收获满满”。
25.       2018年5月17日,罗长远教授在杭州受邀与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中国很特别吗?》的学术报告,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晓华教授主持本次学术交流活动。
26.       2018年5月17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经济研究 高层论坛”,并发表演讲。
27.       2018年5月17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邀参加“《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并发表演讲。
28.       2018年5月18日至20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邀出席第五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世界经济新格局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学术研讨会,此次学术论坛在美丽的绿城广西南宁市广西财经学院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广西财经学院联合主办、复旦-广西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和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具体承办。沈国兵教授在5月20日论坛上做了题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与中美贸易摩擦》”演讲,受到了与会专家和学者的提问和关注。
29.       2018年5月19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临沂举行的“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2018年年会”,并以特邀专家的身份做了题为《外资退出的动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的学术报告。会议由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主办,临沂大学承办。
30.       2018年5月19日-20日,谢一青老师参加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开放与发展研究论坛”,并报告论文《Silver: commodity and/or money? Evidence from China 1890 – 1936》。
31.       2018年5月20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邀参加太行论坛2018 年会。
32.       2018年5月22日,罗长远教授应邀担任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和上海团市委合办的国务训练营“国务讲堂第一期”的主讲嘉宾,对象主要是上海市部分年轻处级干部。演讲的题目是《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开放新时代:从中美贸易摩擦说开去》。
33.       2018年5月26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程大中教授应邀参加上海论坛“区域‘去一体化’:现状、动因与出路”,发表了题为“WTO的边缘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演变: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演讲。
34.       2018年5月26日,万广华教授和罗长远教授主持的2018年上海论坛高端圆桌“区域‘去一体化’的现状、动因和出路”在上海浦东国际会议中心三楼3CD举行。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清华大学陆毅教授、南开大学盛斌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Paolo Epifani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黄建忠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张磊教授、复旦大学程大中教授、复旦大学樊海潮副教授。圆桌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贸易战、贸易谈判以及中国的回应”,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全球价值链、区域一体化以及WTO的角色”。会议围绕贸易战、贸易谈判、全球价值链、区域去一体化、WTO的角色、中国的应对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交锋和交流,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35.       2018年5月27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上海论坛”的分论坛“剖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和构建世界经济秩序的新模式”,并发表题为“中美贸易摩擦:昨日重现?”的演讲。会议由孙立坚教授主持,与会嘉宾包括北京大学黄毅平教授、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等。
36.       2018年5月27日下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邀出席了2018年上海论坛分论坛“剖析中美贸易摩擦本质,探索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秩序新模式”,并做了主题是:《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讲,受到了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热烈反响和关注。
37.       2018年5月28日,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丁纯,秘书长杨海峰等会见拉脱维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Andris Spruds一行,展开会谈,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38.       2018年5月29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上海市社联举行的“中国经济动能重塑与地方创新激活”圆桌会议,并发表题为“中美贸易摩擦:昨日重现?”的演讲。会议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袁志刚工作室主办。
39.       2018年5月29日下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邀出席了复旦大学信息学院的“2018年中美经贸形势讲座-党建辅导报告”,并做了主题是:《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下政策工具对中国的影响》的演讲,复旦大学信息学院的专家教授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做了热烈互动和讨论。
40.       2018年5月31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对话”高层论坛,并发表演讲。会议由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联合主办。
41.       2018年6月2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邀请,出席了该校国际商学院主办的“第一届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主题是:《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的演讲,受到与会学者热烈互动和讨论。
42.       2018年6月4日-8日,罗长远教授以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的身份参加在北京京西宾馆举办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思想文化领域高层次人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修班”。中宣部部长黄坤明等领导到会做了报告。
43.       2018年6月9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樊海潮应邀参加由《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联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共同主办的“中美贸易摩擦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专题研讨会,并在会议中报告了论文《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方面的研究》。
44.       6.   2018 年6 月11 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邀参加社会科学实证讲坛系列讲座第十期并做讲座
45.       2018年6月12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何喜有副教授应邀参加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接待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李硕博士等一行4人的来访研讨会,针对朝韩首脑会晤、中朝首脑会晤、朝美首脑会晤等朝鲜半岛局势好转背景下,朝鲜经济改革和对外经济合作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朝鲜半岛专家也应邀参加。
46.       2018年6月16日-17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珠海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沿”学术论坛,并做了题为“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China Special?”的学术报告。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青年论坛主办,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承办。
47.       2018年6月22-23日,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参加由中国欧洲学会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2018年年会,年会议题为《法德中心重启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丁纯教授作为主持人主持分会场1:欧洲一体化:动力与前景,并发表题为《德国经济好,欧盟经济也好?——一个实证研究研究》的演讲。
48.       2018年6月25日-26日,谢一青老师参加了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主办的“第二届贸易与投资北京论坛:制度、贸易与发展”,并报告论文《Silver: commodity and/or money? Evidence from China 1890 – 1936》。
49.       2018年6月29日-30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参与WIDER(联合国发展研究院)的大型项目——“亚洲大转型”,并贡献了其中一个章节“亚洲贫困与收入不均等”。
50.       2018年6月30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做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学术校庆、名家讲坛、校友专场、经济中南”第9期,并做了题为“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China Different?”的学术报告。
 

六、特色学术活动(专家咨询、新闻采访)

1.         2018年5月16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经济杂志的采访,发言题为“欧盟之殇:改革还是解散”。
2.         2018年5月21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看看新闻的采访,发言题为“环球交叉点:默克尔第十一次访华”。
3.         2018年5月23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上海外语频道的采访,发言题为“默克尔访华”。
4.         2018年5月25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国事直通车的采访,发言题为“这位访华次数最多的西方首脑,为何要去深圳”。
5.         2018年5月29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新华社的采访,发言题为“业内人士称人民币是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的成长股”。
6.         2018年6月1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采访,发言题为“China reaches out to Germany to ease worries about eastern Europe foray”。
7.         2018年6月8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发言题为“欧盟拟对谷歌开出创记录罚单”。
8.         2018年6月9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采访,发言题为“关注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欧盟发展”。
9.         2018年6月10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发言题为“三张图看G7峰会上的特朗普:遭人围堵、迟到被瞪、手被捏白”。
10.     2018年6月14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发言题为“意大利拒当‘欧洲难民营’”。
11.     2018年6月22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发言题为“华人抢占西班牙‘黄金商圈’”。
12.     2018年6月28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发言题为“公投两周年,英国‘脱欧’艰难推进”。
科研成果
18: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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