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研究所2018年第1季度工作简报
发布时间:2018-03-30 浏览次数:

一、基地重大活动

1.   2018年3月6日下午1:30-3:3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6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及其面临的瓶颈”顺利进行。报告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华民教授主讲,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主持。



  华民老师的报告聚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瓶颈。他指出,确认瓶颈很重要,只有确认了瓶颈,才能寻找到突破瓶颈的有效方法,从而形成战略。华老师将改革开放40年分为五个回合,结合理论原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分别探讨了各回合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未突破的瓶颈,指出我国经济面临的3个最主要问题:普惠大众的经济结构被调整为对部分群体更有利的经济结构?刘易斯增长方式被过早替代?以及从分权改革向真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遭遇困难?
  第一个回合为1978-1980的“改革序曲”阶段,我国从农村突破进行改革,实现了由农业推动的经济增长。具体来看,实行联产承包制,开放农贸市场,使农民获得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处置权;同时,生产率提高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形成民工潮,民工潮流向城市,产生了数百万的农民企业家,为此后乡镇企业的崛起提供了人力资本;民工从规模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流向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带来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联产承包制未能解决土地公有的问题,由此产生两大制约:不能实现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也无法通过土地交易产生价值与流动性、为城市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从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我国于1980年代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回合,“对内改革与工业制造”。在这一阶段,我们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为非国有企业发展创造空间;进行了乡镇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带来技术溢出;民工潮与外资潮相结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由此,我国实现了工业推动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一回合的改革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国企改革不彻底,国企未进行出售而是破产倒闭,导致了巨大的财政损失与大规模员工下岗。第二,没有解决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从而造成所有权缺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体制恶化,就会产生移民潮和资本外逃。最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如农民工培训、职业教育与工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1990年代,我国进行对外开放,贸易的大幅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这一阶段,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与贸易自由化的政策组合,以及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贸易模式,大大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使我国避免了成为资源出口国家与进口替代国家的厄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国家。然而,我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贸易顺差的平衡上,最终为平衡贸易走上了本币升值道路。华老师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问题不能通过价格调整得到解决,只能依靠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本币升值不仅冲击了贸易,而且浮动汇率为金融投机打开了窗口。另外,我国未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突破禀赋约束,这导致了学习效应递减、贸易模式固化,以及贸易所得在地区与部门之间的分配差异。同时,也没有通过深化改革来突破服务业、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制度约束。



  前三个回合的改革带来了巨大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经济发展的瓶颈,包括土地不能成规模交易流转的瓶颈、国有企业未能“确权”与“授权”不足的瓶颈、人口自由流动的瓶颈、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瓶颈、贸易自由化的瓶颈。不突破这些瓶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土地和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政府控制会降低其配置与使用效率,并很容易造成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滋生腐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导致地区间、部门间的产出方差决定人们的收入方差;贸易自由化不能积极推进就只能以本币升值作为替代来平衡顺差;本币升值的后果便是贸易流量的下降与增长减速。华老师认为,2000年代,我国没有去突破这些瓶颈,而是走向再平衡,政府重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角,导致了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下降。
  进入2010年代,我们又面临着新的瓶颈:通缩与信贷膨胀并存,产能过剩与债务经济并存,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导致增长失速。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例如,控制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控制负债,控制负债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房地产业过度发展和过度的无回报投资。又如,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华老师认为,创新、消费、进口都不是新动能所在。创新需要完整的社会生态,我国目前的禀赋约束可能导致创新出现方向性错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从出口转向进口会对储备和企业带来冲击。寻找新动能,最重要的是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向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报告后,在座老师们纷纷表示,华老师的分享涵盖了国际经济学、开放的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视野开阔,见解深刻,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担当。干杏娣、丁纯、田素华、牛晓健、沈国兵、罗长远、刘军梅、陆寒寅等老师及与会的学生们与华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2.   2018年3月13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7期“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龙小宁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主持。
  报告开篇,龙老师简单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希望从我国学习改革开放经验,例如开发区模式或者工业园区模式。2002年,党的第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此背景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中国从2006年开始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旨在减少经贸摩擦,实施外贸转型,并将推动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作为商务部的一项重点工程,这既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又可把我国出口园区的成功模式推广到海外。
  基于以上的研究背景,龙老师进而提出本篇报告所探讨的主题: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对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具体来说,对“五通”的实现有哪些影响,特别是其中的“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报告主要从两个研究视角切入:(1)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2)东道国的经济、制度水平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作用有何影响。



  接下来,龙老师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和述评。第一类文献聚焦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是运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讨论的方法,来阐述其产生背景、发展现状与作用,较少量化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影响。第二类文献关注中国OFDI动因,主要从东道国角度分析为主,母国角度的研究缺乏针对中国政府促进境外投资重大政策的量化分析,如境外经贸合作区。第三类文献为“一带一路”中“五通”的相关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无论是描述性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仅以“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简单分析贸易畅通的传统因素。综合而言,鲜有文献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何帮助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中“五通”目标进行量化分析,更缺乏用以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实现“五通”目标影响的统一理论框架。
  在四层次制度理论(Williamson, 2000)的基础上,龙老师在文章理论部分提出了五点假设:(1)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一种替代性安排,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2)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促进了中国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利用型的对外直接投资;(3)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差异;(4)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与东道国基础性的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呈现互补关系;(5)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与中国-东道国之间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呈替代关系。
  实证分析阶段,龙老师主要利用了2003-2014年OFDI、境外经贸合作区、FTA和GDP等东道国宏观数据,做了一系列计量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验证了文章的假设。本文最终得到的结论为:(1)中国在东道国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而且,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主要促进了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寻求型投资并没有显著影响;(2)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呈现互补的关系,而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则具有替代作用;(3)尽管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弥补“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贸易畅通的不足,但东道国良好的制度质量仍是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



  最后,龙老师就报告的结果提出几点政策建议:(1)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遵循的原则和取得的成绩应该能为中国推动未来国际经贸新规则提供借鉴;(2)要推动“一带一路”“五通”目标实现,首先应推动“民心相通”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沟通”的途径优先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以帮助东道国在区域内实现“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并最终实现“五通”目标;(3)需要继续探索如何更好地推动技术寻求与创新开发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深入研究将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为中国企业创新重要支点的可能性与具体举措。
  报告后,与会者对龙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座的老师们纷纷表示龙老师的研究具有广泛应用的现实意义。何喜有老师提出,国别背景的园区建设一直存在,而中国在境外的产业园区和其他国家在我国的产业园区建设有哪些异同?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过于强调中国特色,是否会忽视国际经验的借鉴?龙老师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很强,但是制度建设都具有一般性,目前来看理论建设仍需要完善。干杏娣老师进一步指出,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对外投资过多会不会使国内投资,民营投资、实体经济投资大量减少,导致国内产业投资空心化等问题。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人均收入还处在中等水平,目前推进海外政治影响是否是一个好的时机,在此问题上可以有进一步地深入探讨。万广华、陈建安、干杏娣、田素华、程大中、封进、沈国兵、寇宗来、罗长远、何喜有、樊海潮、李志远、唐东波、谢一青、宋弘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龙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3.   2018年3月20日下午13:30-15:00,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8期“中国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主持。



  兰老师本次报告主要聚焦的问题是当前政府引导基金的兴起及发展现状,及其对于我国产业升级的意义。兰老师选取了新装修的第六教学楼这一独特的视角开篇:如今现代化的教学楼与从前相比,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遍布的电子显示面板。然后,兰老师引入了“显示面板与京东方”这一行业故事。以32寸液晶电视为例,其成本中79%都来源于显示屏(包括面板),而以往全球面板的产能分布中,韩国和台湾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2012年,在政府主导产业基金投资下,京东方8.5代线在北京开工。随后,三星、LG等企业开始在大陆地区投资建厂,中国大陆生产的显示面板在全球市场中占有率逐渐上升,2016年底已超过台湾。当前,A股上市公司中有超过20家企业给京东方供货,而京东方的发展也带动了平板材料器件的国产化,目前这一比率达到60%,且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
  京东方崛起的背后,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政府引导基金以推动产业发展为导向,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



  接下来,兰老师从政策环境、金融环境与产业环境三个方面解释了政府引导兴起的背景。2013-2014年,在我国预算改革的政策背景下,财政资金允许市场化使用,股权投资市场中政府引导基金参与合理化,政府引导基金呈现爆发式增长,2016年底,已到位资金规模超过10000亿元。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是推动政府引导兴起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股权投资退出渠道逐渐放宽,投资规模迅速扩增。2007年6月,券商可以设立直投子公司,开展投资业务;2008年起,社保基金允许进入股权投资领域;2009年,开始允许政府投资进入。2014年前,私募股权的参与者主要为富有个人,而2014年后则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相对于富有个人而言,机构投资者更具备长期股权投资的能力,也更受私募股权合伙人青睐。在此背景下,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中人民币基金所占比例也从20%跃升至超过90%。此外,我国产业基金发展迅速,2016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与创业投资领域有限合伙人榜单中,产业基金(母基金)均占据半壁江山。
  母基金融合社会资本,放大杠杆,不筛选项目,而是筛选优秀的基金管理人,通过分散风险与投资策略,将项目挑选与投资决策外包给市场。以湖北省长江产业基金为例,一方面,基金聚焦世界500强企业及市值1000 亿元以上科技公司等“头部”机构,争取在新一轮产业集聚过程中为湖北赢得“先发先至”优势;通过与排名前十的人民币及美元投资管理人合作,链接产业“超级节点”,基金为湖北股权投资创造集聚氛围,形成全湖北股权投资创造集聚氛围,形成全国有竞争力的资本和资源高地;此外,基金还与最好的金融机构合作,使产业与最好的金融机构合作,使产业与金融互为依托,支持被投企业发展。
  产业基金与传统招商引资模式的差别主要在于,产业基金以杠杆扩大资金投入,退出提高效率,并整合资源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通过获取全国范围的项目信息,以市场化甄别机制降低决策风险;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并用,实现财政资的保值;通过市场化资金运作,降低财政补贴的扭曲。且基金遵循资本市场规则,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财政金跨区域、行级别合作,有很强的操作性、约束力稳定、容易被主体理解。由于在我国产业升级进程中,研发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企业债务增长快,且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面临着传统补贴下的利益输送和无效产能问题。因此,需以母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支持实体经济,在市场的作用下发挥地方经济比较优势。
  最后,兰老师从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产业升级的意义。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中,技术封锁与国家主权(行政)垄断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营商环境是比较优势的源泉,在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下,能够大幅提升我国面板制造领域的盈利能力,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韩剑老师首先从文章的选题背景切入。当今,自由贸易协定(FTA)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国家间贸易带来了大量红利。但微观层面,企业基于自身收益与成本的衡量,却不一定会真正利用FTA。基于这一事实,韩老师这篇文章主要从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的视角研究FTA的使用,并主要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企业不用FTA;(2)FTA有怎样的成本;(3)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FTA的使用;(4)FTA的成本如何测算。
  报告后,与会者对兰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孙立坚老师指出,评价创新不能只关注项目本身,项目带来的溢出效应也至关重要。在深圳的成功发展过程中,政府引导基金和营商环境都十分重要。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下,我国产业升级很难进行,而政府引导基金则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软约束,给予企业试错的机会。卢华老师进一步提出,市场中基金类别多种多样,传统私募基金视域较短,以短期获益为导向,而政府引导基金的本质是产业友好型,以推动产业发展为目的,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支持。范剑勇、丁纯、陈建安、程大中、汪思海、何喜有、田素华、罗长远、沈国兵、唐东波、刘军梅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兰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4.   2018年3月22日-23日,由丁纯教授组织,复旦大学优秀让·莫内欧洲研究中心、复旦-格罗宁根荷兰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研讨会议——“影响中国与欧盟经济外交的经济,政治,法律因素”,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顺利举行,与会者有来自格罗宁根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中外学者。
  会议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复旦大学丁纯教授主持,主题为“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关系:外交周期和共同认知,2000-2015年”,第二部分由Jan van der Harst教授主持,主题为“中国欧盟经济外交:宏观经济和企业利益层面”,第三部分的主题为“决策、利益集团、法律机制的作用”,第四部分的主题为“欧盟成员国的作用”。学者们在会上做了《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现状、问题与前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荷兰的关系,基于经济外交的网络模型分析》、《追踪中国欧盟经济外交2000-2015年》、《中国与欧盟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共同认知》、《商业发展,商业关系,与中欧经济外交——基于航空工业》、《欧盟内部贸易与中欧贸易:替代还是互补》、《欧盟委员会在欧盟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中国欧盟经济外交的作用》、《国内的中国欧盟经济外交资源——比较研究智库和中欧利益集》、《聚焦于反倾销诉讼上的国际市场上中欧条约》等报告。



  本次国际研讨会议吸引了中外师生二十余人参加。中外学者对影响中国与欧盟经济外交的经济,政治,法律因素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精彩纷呈的讲解,同学们与教授们的互动,也让同学们获益匪浅。



5.   2018年3月27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79期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China Trade Shock on the US Labor Market: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顺利进行。本次报告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余心玎副教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樊海潮副教授主持。



  首先,余老师介绍了文章的研究动机。特朗普上台后,多次批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表示“要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同时,几篇影响力较大的学术论文,如Autor等(2013)、Acemoglu等(2015)、Pierce和Schott(2016)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然而,事实数据却表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其失业率的变动呈负相关关系。
  对此,余老师从价值链角度,考察了中国贸易冲击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文章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从直接贸易冲击、上游贸易冲击、下游贸易冲击三个角度分别进行考察。以往部分文献没有考虑到价值链视角,从而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偏差。以中间品为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中有相当比例的中间投入品,廉价的中间投入品有利于美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扩充生产,从而能够增加就业。也有部分文献加入了价值链视角,却没有区分中间品与最终品,也没有合理分配来自不同国家的中间投入品。本文克服了以往文献的这些缺陷。本文的第二点贡献是,考察了制造业就业、非制造业就业、失业率、劳动不参与率四个方面的变动,因而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贸易的影响。第三,文章把美国向中国的出口纳入研究框架,即考察美国从中国的净进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方面,余老师将美国划分为722个区域(通勤区),即722个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市场,考察区域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变化。文章沿用了Autor等(2013)的研究框架,将直接贸易冲击、上游贸易冲击、下游贸易冲击的年度百分比变动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相关变量,并分别将制造业就业、非制造业就业、失业率、劳动不参与率的年度百分比变动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如何衡量直接贸易冲击、上游贸易冲击和下游贸易冲击是本文的重点。以直接贸易冲击为例,首先计算行业总吸收中来自中国的净进口所占的比例;再将中国对G5国家(G7中除去美国、加拿大)的净出口作为中国对美国净出口的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问题;最后以地区各行业就业比例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将行业层面变量转化为地区层面的变量。构建下游贸易冲击指标时,先计算行业所需的每种中间投入品受到的直接贸易冲击,再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得到每种中间投入品的重要程度,以此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随后的处理同上。上游贸易冲击的指标构建同理。投入产出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劳动力市场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库和全美社区调查微观数据库(ACS)。研究的时间区间为2000-2014年。
  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直接冲击导致美国制造业部门就业下降,非制造业部门就业上升;上游贸易冲击对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下游贸易冲击对非制造业部门显著为正。总的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导致美国总就业每年上升1.18%;而若考虑高阶投入产出关系,这一数字为3.27%。




  随后,余老师展示了一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包括:(1)使用2000-2005、2000-2007、2000-2011的样本期间;(2)使用OCED投入产出表;(3)将NTR Gaps作为中美贸易的工具变量;(4)由于构建上游、下游贸易冲击指标时所使用的投入产出关系可能是内生的,因此进行了三种检验:使用滞后的地区就业结构作为权重,使用固定的、滞后的美国相关IO系数作为权重,以及使用G5国家的IO系数作为美国投入产出关系的工具变量。所有检验的回归结果都是稳健的。
  此外,文章还研究了中美贸易对美国不同教育水平工人的就业与实际工资的影响。文章把美国工人群体分为大学毕业与非大学毕业两部分,发现在制造业部门,直接贸易冲击、上游贸易冲击对两个群体都是负的,下游贸易冲击对大学毕业工人为负、对非大学毕业工人为正;在非制造业部门,两个群体的直接贸易冲击、下游贸易冲击都为正,上游冲击都为负。另外,中美贸易使得大学毕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非大学毕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总的实际工资上升。
报告后,与会者对余老师的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罗长远教授指出,在本文的基础上,可以把技术进步和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对比,从而找到美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真正“元凶”,使结果更有说服力;另外,可以把特朗普的选票分布与中国贸易冲击地区层面的影响结合起来,看看二者有何关联。丁纯、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樊海潮、李志远、刘军梅、唐东波、何喜有、谢一青、汪思海等老师及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并与余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最终,报告会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6.   2018年4月3日下午1:30-3:00,在经济学院泛海楼714会议室,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办的“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学术报告”第80期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顺利进行。本次报告由珠海学院Eden S. H. Yu(俞肇雄)教授主讲,由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主持。



  首先,俞教授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从历史视角来看,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还是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机器、电力、互联网、数字技术,都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发现新的技术,要把创新应用到实际的经济活动里去,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生产关系,提升生产力。
  俞教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概括发明、技术与经济的关系:产出是资本、劳动、技术的函数,Y=Y(K,L,T);技术的改进来自发明与创新,T=T(Invention/innovation);发明创新依赖于科技研究,I=I(S);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资助与工商界赞助,而它与经济水平相关,S=S(Y)。由此,科技研究与经济水平的联系得以建立。那么,究竟是科技研究影响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影响科技研究,抑或存在双向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文章的研究思路是,Science和Nature是公认的全球顶级期刊,因而一个国家(地区)的研究机构在两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总数可以代表该国家(地区)的科研能力。具体的研究方法是,通过翻阅1951-2010年的Science和Nature杂志,查询文章作者及其所在机构,统计出发表文章总页数最多的前20名与前40名研究机构,并归总各国发表的科研成果页数。若文章为多人合著,则平均分配到每位作者及其所在机构;若作者发生工作调动,则以文章发表时作者所在机构为准;若机构发生合并或改名,则以该机构最常用的名字为准;进行页数统计时,采用Jin and Yu(2011)中的计算标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发现近60年来每个国家研发强度、研究成果的变化,以及世界研发中心的演变过程,
研究结果显示,1951-2010年,美国的研究成果占据了Science中近80%的篇幅,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G7国家近年来发表文章的页数也较多,但低于美国;其他国家近年的科研成果有较大增长,但只有美国的9%,G7国家的一半。这表明了科研成果发表数量与一国经济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地,俞老师对美国GDP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发表量与其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因果性检验表明,在加拿大,经济发展对科研成果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在英国、法国、日本,科研成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应更为显著;在意大利、德国,因果关系并不显著。
  沈国兵认为,根据一国在Science和Nature上的发文页数来推断其科研能力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Science是美国杂志,美国研究者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可能相对更容易。唐东波认为,科学研究更多由好奇心驱动,与经济本身关联不大。万广华指出,中国政府大力增加科研经费,若能带来中国科研成果的增加与经济进步,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滞后期可能很长。万广华、丁纯、程大中、沈国兵、罗长远、何喜有、唐东波、汪思海等老师参加了报告会,并与俞教授进行了深入互动。
 

二、近期学术成果

(一)著作
1. 程大中:《中国工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经济绩效》,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2. 丁纯:《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7)》,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年10月
3. 沈国兵:《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
4. 尹翔硕:《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二)重要论文
1. 丁纯:《欧洲:重重挑战里的前行与迷茫》,《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7》, 2018年1月12日。
2. 丁纯:《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转向积极参与》,《光明日报》2018年1月26日。
3. 丁纯:《“多速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转载,2017年第12期。
4. 丁纯:《“多速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2018年第2期。
5. 丁纯:《“下毒门”持续发酵,俄美英各打算盘》,《新民晚报》,2018年3月22日。
6. 丁纯:《环球时报》,丁纯 杨嘉威 :辩证看“老欧洲”创新迟缓,2018年3月31号
7. 丁纯:《辩证看“老欧洲”创新迟缓》,《国际论坛》, 2018年第五期(2018年9月20日出版)。
8. Ding Haoyuan, Haichao Fan and Shu Lin, “Connect to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0(1): 50-62.
9. Fan Haichao, Yao Amber Li and Stephen Yeap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0(1): 28-49.
10. 沈国兵:《认清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实质及应对举措》,《澎湃新闻》,2018年4月5日。
11. 沈国兵:《小心!美国单边贸易战还有这一狠招没出呢》,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观学习 2018年4月7日。
12. 沈国兵:《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美国是如何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澎湃新闻》,2018年4月8日。
13. 沈国兵、张学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行业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浙江学刊》,2018年第2期。
14. 田素华、李筱妍:《中国心态开放意志坚定》,《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
15. 田素华、王璇:《全球FDI集聚化:客观趋势、治理及中国政策效应》,《上海经济研究》, 2018年第3期。
16. 万广华:《中国减贫成就比经济增长更神奇》,《人民日报》,2018年2月12日。
17. 万广华:《贸易战兵临城下 中国如何减少“伤亡”?》,香港《经济导报》,2018年4月4日。
18. 智艳、罗长远:《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现状、目标模式和政策支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二)内部讨论稿、工作论文
1. 沈国兵、张勋:《知识产权保护、进口中间品与中国企业创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8年1月。
2. 沈国兵、张勋:《行业生产网络下进口中间品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8年2月修改稿。
 

三、重要科研项目

1. 程大中:《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研究》(项目批准号:18VSJ05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专项立项),研究期限:2018.2-。
2. 程大中:《扩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战略研究》(批准号:14AZD05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期限:2014.8-。
3. 程大中:《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链基础研究》,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委托咨询项目,研究期限:2018.1-2018.12。
4. 程大中:《全球价值链分工新趋势与中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7JJD790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5. 樊海潮:《中间产品贸易自由化与进出口产品价格:集约边 际和广延边际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项目编号:716031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研究期限:2017.1‐2019.12。
6. 樊海潮:《企业行为的结构模型分析》,上海市复旦大学高峰学科建设计划,研究期限:2017.1-2018.12。
7. 李志远:《生产全球化与传统产成品贸易对中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期限:2018.1-2021.12。
8. 罗长远:《外资撤子的识别、动因与效应》,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I类高峰计划项目,2017年4月立项(高峰学术前沿)。
9. 罗长远,《国际贸易课程的完善与优化:数理经济班学生培养的视角》,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I类高峰计划项目,2017年4月立项(高峰教改项目)。
10. 罗长远:《垂直专业化视角下中国贸易发展的世界效应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90010),研究期限:2016/11-2020/12。
11. 沈国兵:《全球生产网络与知识产权保护下中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目标和路径研究(批准号:15AZD0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期限:2015.11.5-2018.12.31。
 

四、获奖和决策咨询情况

1. 丁纯,《积极开展对欧外交的思考和建议》,教育部高校智库专刊,2017年12月。
2. 丁纯,《英国首相访华分析》,中办综合录用,2018年1月。
3. 丁纯,《美国税改分析》,新华社内参调研,2018年1月。
4. 丁纯,《德国组阁分析》,中办综合录用,2018年3月。
5. 丁纯,《意大利大选分析》,中办单篇录用,2018年3月。
6. 丁纯,《中美贸易争端分析》,新华社内参调研,2018年3月。
7. 丁纯,《全球贸易战分析》,新华社内参调研,2018年3月。
8. 沈国兵,《美联储不断加息对中国经贸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办向商务部报送《沪办信息》(375号),2018年3月28日。
9. 沈国兵,《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政策建议》,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办向商务部报送《沪办信息》(389号)2018年3月30日。
10. 沈国兵,《认清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实质及应对举措》,复旦大学宣传部、党委,2018年4月5日。
11. 2017年12月5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第二批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名单,丁纯教授2013年立项课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及其改革》,英文名《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已完成课程建设任务,达到结项的基本要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决定通过结项,并颁发“示范性”课程证书,准许其使用“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称号,有效期为三年。
12. 2018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李志远获得中振科研基金优秀成果奖,该奖项由上海财经大学授予。
 

五、学术会议、学术交流

1. 2018 年1月6日,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刘莉亚教授被任命为院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系主任吴文峰教授分别被任命为副院长。
2. 2018年1月7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受邀参加澳星举办的年会,丁纯教授在年会上讲解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及2018世界经济走向。丁纯教授主要分析了美国、日本、欧盟、中国等几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情况。
3. 2018年1月20日,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年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罗长远教授被推举为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4. 2018年1月23日,由权衡教授领衔的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重大项目《中国收入分配与改革40周年:经验、理论与展望》专家咨询会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召开,罗长远教授作为咨询专家应邀出席并发言。
5. 201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邀出席由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Seminar on Urbanization”, 发表了题为“Inequality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的演讲。
6. 2018年1月29日,谢一青老师参加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五大东亚一流高校联合经济研讨会,并报告论文《The Gravity of Intermediate Inputs in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7. 2018年3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樊海潮应邀参加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中报告了论文。
8. 2018年3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李志远应邀参加由云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世界经济学会国际投资论坛,并在论坛中进行了主题报告。
9. 2018年3月9日至10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es Research邀请参加在越南举办的“Workshop on ‘Asian Transformation-An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10. 2018年3月10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参加上海欧洲学会换届大会,新一届(第六届)上海欧洲学会丁纯教授被选举继续担任副会长。并做主旨发言:《危机后欧盟经济发展,问题和趋势的思考》。复旦大学参与此次换届大会的有校长助理陈志敏教授,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张骥副教授,姚旭讲师等。



11. 2018年3月11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黄建忠院长邀请,出席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主办的“国际经贸形势圆桌论坛2018”,发表了题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摩擦背后的症结及贸易发展策略定位”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12. 2018年3月14日,罗长远教授应上海市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邀请,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给重庆市领导干部做题为《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容性分析》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13. 2018年3月15日,罗长远教授应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孙楚仁教授的邀请,担任“国商论坛”第 59 期的主讲嘉宾,报告的题目是“EU Disintegration: is there a China Effect”。
14. 2018年3月15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在第119期鸿儒论道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均等和逆全球化”的演讲。



15. 2018年3月16日-17日,罗长远教授应复旦大学招生办和四川省名牌中学的邀请,赴四川省几所名牌中学出席学术活动。3月16日下午,担任成都市树德中学(成都第九中学)第26期人文社科讲堂的主讲嘉宾。3月17日上午,担任南充市高级中学“情系南高、百校讲堂”的主讲嘉宾。3月17日下午和3月18日上午,赴绵阳市东辰中学访问,并与学校领导座谈。
16. 2018年3月22日-23日,罗长远教授应西南石油大学的邀请,担任经管院校庆系列讲座的主讲嘉宾,报告的题目是《全球视野下的自贸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访问期间,罗长远教授还应邀就西南石油大学经济学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提出了建议。
17. 2018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香港教育大学邀请开展题为“Inequality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的讲座。
18. 2018年3月23日-24日,罗长远教授应邀出席在云南财经大学举行的“2018 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七届国际投资论坛”,并在24日的“嘉宾主题发言III”做题为“The Withdrawal of FDI: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Data in China”的学术报告。
19. 2018年3月25日,罗长远教授应东北证券宏观组的邀请,担任“中美贸易冲突背景、影响和发展”电话会议的主讲嘉宾。
20. 2018年3月29日至30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邀请参加在韩国举办的“Asian Economic Panel seminar”。
21. 2018年4月9日下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邀请,出席由《上海思想界》在上海市社联六楼后乐厅召开的“特朗普经济政策及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战略理念下政策工具对中国的影响》的演讲,并同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研讨和交流。
22. 2018年4月9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应湖南师范大学邀请开展了题为“贸易战和一带一路”的个人讲座。
 

六、特色学术活动(专家咨询、新闻采访)

1. 2018年1月9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The New York Time的采访,发言题为'In China, Macron Offers a Horse, and a Vision to Counter Trump.”
2. 2018年1月10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德通社的采访,发言题为“«Pferd schlägt Drache»? - China lässt den «jungen» Macron auflaufen.”
3. 2018年1月10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上观新闻的采访,发言题为“马克龙访华留下了什么?”
4. 2018年1月11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参考消息的采访,发言题为“外媒:马克龙欲与中国联手抗衡‘特朗普世界观’”。
5. 2018年1月11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解放日报的采访,发言题为“马克龙结束访华,中法找到新共识”。
6. 2018年1月24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邀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李女士的采访,就“美国政府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是否会引致中美贸易战等作出分析阐释。
7. 201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罗长远教授就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接受China Daily的专访。专访内容见于1月26日China Daily第五版“Import Exposition will Boost Global Competitiveness”。
8. 2018年2月2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Global Times 的采访,发言题为“May promises to open new chapter”。
9. 2018年2月8日,复旦大学欧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Global Times的采访,发言题为“Dutch royals’ visit lends to closer European ties: expert”。
10. 2018年3月13日,丁纯教授做客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第257期,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国际关系室主任赵晨一同就:欧盟的英国“脱欧”协议草案、北爱兰边界问题、“英国脱欧”后的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以及英国脱欧后的前景展望等问题进行探讨。
11. 2018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沈国兵教授应邀中国台湾《旺报-中时》记者吴泓动先生的采访,就“中美貿易摩擦再度激化”是否会引致中美贸易战等做出分析阐释,核心观点是:“中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但未进入美中贸易战。”
12. 2018年4月5日,沈国兵教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发言题为“认清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实质及应对举措”。
13. 2018年4月6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接受经济观察网专访,发言题为“贸易战不可避免,中国应将被动应对和主动出击相结合”。
14. 2018年4月7日,沈国兵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采访,发言题为“小心!美国单边贸易战还有这一狠招没出呢”。。
15. 2018年4月8日,沈国兵教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发言题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美国是如何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
科研成果
18: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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